新国学网:唐代是怎样扣罚官员工资的

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官员任何朝代都俯拾皆是，他们往往被称为行政不作为或懒政，对这种行为的整治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唐朝中晚期常用的制裁手段则是罚俸，他们从钱袋入手，通过扣工资这种惩罚，达到整顿吏治、巩固皇权的目的。每年年底，皇帝的案头都会有一本罚俸情况统计，他要一一过目全年罚俸的落实情况，总担心一些胆大包天的臣子们对罚俸的处分差了钱。 


    唐代的罚俸不是刑事处罚，只是行政处分，是专门对付没有严重后果的失职或违纪行为的，朋党之争、谋反判逆是不会罚款了事的。罚俸的依据多是皇帝的诏令，这种以诏代法的现象在唐中晚期是司空见惯的事儿。皇帝为了体现自身意志而针对特定情况下的人和事发出的罚俸命令，必然有一定的随意性和灵活性，而随意之下往往隐藏着在法律中看不到、阳光下晒不得的潜规则，灵活之下又往往突显一个朝代处分官员的鲜明特点，这些潜规则和执罚特点往往在一个个不起眼的个案中得到折射。


    从唐代五花八门的罚俸诏令和个案中发现，只许皇帝放火、不许百官点灯是罚俸总的指导思想，管你不管我的制敕意图，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从元稹、李逢吉这样的宰相，到区区无名的小吏，文武百官扣罚工资屡见不鲜，而对皇亲的罚俸却罕见史页，就是有个别案例，也明显带有变通痕迹。《旧唐书》记载，开成四年（公元839年）正月，在咸泰殿观灯时，延安公主穿了件十分肥大的衣裙，文宗看到后感觉有失体统，就相当不高兴，立时将她斥退，并下诏对驸马窦澣罚俸两月。这个公主犯错误、老公来埋单的罚国戚、不罚皇亲的典型案例说明，皇亲是至高无上的，工资是动不得的。 

    俗话说，不打勤、不打懒，专打不长眼。唐代的罚俸制度是这一俗话的最好注脚。逮谁罚谁，罚谁谁倒霉，是唐代罚俸的又一特点。普天下不作为的官员到处有，不可能像过筛子一样监管，如果哪个官员遇到御史逮了个正着，或被皇帝老子亲眼看到，这个官员的工资就要泡汤了。其中最危险的，就是在皇帝的眼皮底下没事找事。大和九年（835），文宗与百官游宴曲江。按惯例，京兆尹贾餗应于外门下马，拜揖御史。可贾餗依仗势力悍然不顾，乘马直入。执事的殿中侍御史杨俭、苏特愤然与其争辩。贾餗竟骂两人为黄面儿。骂御史等于虎口中拔牙，太岁头上动土，问题很严重，结果被罚俸。当然，如果是顶风违纪，则罚俸的可能性更大。卢坦担任寿安令时，河南尹征赋的期限快到时，户人以织机尚未准备好为由上诉卢坦，卢坦请求延长十日，府不许。卢坦让户人只管织布运输，不要管什么期限，说：违之不过罚令俸耳。等任务完成后，果然被罚。这种逮谁罚谁的罚俸方式，必然会出现层出不穷的漏网之鱼。 


    唐代很多时候的罚俸只追求一种表面现象，罚款时分不清真假，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的问题也很突出。唐代的考勤相对比较严格，出现的无故不上班、值班也往往是罚俸的重点，但这种罚俸形式远远超过内容，点名时如果人不在，就要罚款，只要人在，不管是不是干工作，则平安无事，很多官员值夜班时，不是喝酒聊天，就是伏案作诗，而他们则不会被扣工资。元稹被罚俸是因为弹奏河南尹房玄龄之子房式违法乱纪，与元稹有矛盾的人，便责备他擅奏，组团到皇帝那里告恶状，皇帝听信了谗言。户部侍郎崔元略被罚则是因为当时的京兆尹想当宰相，觉得元略挡他的路，于是把原来的陈帐翻出来炒作，使崔元略受到了罚俸处分。诸如此类罚俸中的戏中戏，只有当事人双方清楚，皇帝是蒙在鼓里的。有时候，罚俸也能使小人得志。 


    唐代官员也进行年度考核，确定等次。《新唐书百官志》记载：考功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文武百官功过、善恶之考法及其行状。凡考，中上以上，每进一等，加禄一季；中中，守本禄；中下以下，每退一等，夺禄一季。中下以下，相当于不称职等次，这要对一个官员全年工作综合评定后，由考功郎中来确定，然后实施惩罚。然而，如果皇帝罚谁，则不需要等到年底考核，就可以先给你定个不称职。曾有河南尹查办崔应被劫杀一案不力，奸盗“收擒不获，致使漏网”，宪宗下专诏予以严厉批评，并扣罚河南尹及县令、捕贼官每人一月俸料钱，年终考课列为下考。未考先定，罚谁谁不称职的做法似乎证明，皇帝永远是对的。 


    在古代，皇权的重要象征就是繁杂的礼仪，在皇帝面前，臣子们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如果乱说乱动，就要坚决罚俸。在皇帝面前不拘小节，就是蔑视皇权，谁胆敢蔑视皇权，罚谁是不会客气的，这在唐代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史料记载看，在唐代的所有罚俸项目中，有关礼义的罚款项目是最多的，也是较为固定的。百官入朝不穿制服、谈笑喧哗、走路不端、站错队伍、走错门、说错话等多如牛毛的行为，都要扣罚一个月的工资。如果上朝时缺席则更为严重，一季度算白干。 


    礼仪方面的罚俸是相当无情的，不论资历有多老，年龄有多大的，如果触犯皇权，罚你坚决不商量。大书法家柳公权八十高龄时已经退休十年，他老眼昏花，思维混乱，朝贺时将皇帝尊号“圣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误呼为“光武和孝”，结果呼反了三个字，被御史逮了个正着，对不起，请把一季度的退休费拿来，七老八十照样不差钱。 


    唐代罚俸的积极意义在于十分重视问责，不管你根子再硬，权力再大，如果部下出了事，就证明你没有管好，在处理属下的同时，顶头上司难脱干系，除了皇帝，罚上又罚下在唐代并不少见。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四月，崔元略为户部侍郎，京兆府举报他以前造东渭桥时，其手下官吏虚长物价，抬估给用，不还人工价直，率敛工匠破用，计赃二万一千七百九贯。结果崔元略以“不能检下，有涉慢官”得到问责追究，被罚一月俸料。 


    唐代的问责罚俸往往还牵扯到人事问题，荐人不准者一般都会罚俸，因为官吏队伍建设是关系到大唐执政基础的大问题，皇帝绝对不会坐视不管。德宗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六月，祠部员外郎于公异对后母不孝，退休之后不看望老娘，结果罢官，撵回老家，当时的尚书左丞卢迈因此受到问责，“坐举非其人，夺俸两月”。如果是公选中出现泄密事件，则从上到下都要处罚一遍，宣宗大中九年（公元855年）三月，试宏词举人，漏泄题目，为御史台所劾，侍郎裴谂改国子祭酒，郎中周敬复罚两月俸料，考试官刑部郎中唐枝出为处州刺史，监察御史冯颛则被罚一个月的俸料。 


    纵观唐代罚俸案例不难发现，这种经济处罚措施的积极意义在于，把对官吏的刑事处罚与行政处分进行了分置，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官员管理措施，遏制了行政不作为现象，为后人加强官员管理监督留下了宝贵的经验。然而，唐代罚俸的大前提是以维护皇权为基础的，其潜规则就是皇权至上、随意动议、遇事实施、逮谁罚谁，这种管理方式的不确定性导致的后果必然是：逮着了谁，谁不差钱，侥幸之人，必会差钱，皇亲们不管有错没错，绝对差钱。鉴于此，对唐代罚俸体制的整体评价只能是八个字：罚俸面前，不会平等。 （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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