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唐太宗与儒家知识分子们的“皇帝改造欲”（2）

6000万人口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极限。明、清两代对江南的充分开发，以及番薯、玉米等新农作物的引进，曾一度将这一上限提升至4个多亿（道光年间数据）。但更多的时候，历史往往等不及这个上限的到来就选择了提前洗牌，譬如秦、隋两代。 


    这是因为，在传统农业社会，劳动力与生产力之间往往是成正比的。同样的一亩耕地，两个劳动力耕作，显然要比一个劳动力耕作产出更高。所以，国家对劳动力的大规模征用，实际上等同于在变相地压低生产力上限。吃租赋的人口大量增加，又等于变相提高了生殖力。此消彼长的后果，是秦、隋两代的生产力所能承受的人口上限迅速跌至4000万。随后就是大量流民的涌现，以及武装暴动，以及王朝的短命而亡。 


    中国历史一直都缺乏对“暴政”和“仁政”的具体定义。但凡社会安定，则这段时间实行的定是“仁政”；但凡社会动荡，则这期间实行的必为“暴政”。这自然有道理，但从结果去为前因定性，失误也难免经常出现。王莽成为逆贼和暴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没有人可以在王莽的时代，做得比王莽更好。光武帝则是另一个例子——任何正常智力的君主，都可以在光武的时代做出和光武一样的政绩，因为王莽无法逾越的那座人口的高山，在绵长的战争中早已消失。当光武帝统一全国，他的人口背景，又重新回到了“文景之治”前的水平。 


    “贞观之治”和“文景之治”们都是一样的例子。生殖力与生产力之间紧张的关系突然松弛下来，偌大的唐帝国只剩下不足300万户口，总人口已不及隋炀帝年间的四分之一。人均耕地的大幅度上升，既意味着百姓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善，同时也意味着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自然，也就转化成了生殖力的迅速攀升。十年生聚，十年教育。自高祖李渊晚年社会渐渐安定，到贞观八、九年人丁繁庶、家给人足的“盛世”的到来，恰恰不过二十来年。一切都不过是自然调节的结果。 


    历史既证明不了封德彝的悲观，也无法肯定魏征的“功绩”。同样，伟大的“贞观之治”，也和伟大的太宗皇帝无关。在这个幅员辽阔、苦难深重的国家，每当只剩下可怜的300万户人口时，只要坐在未央宫或者太极殿里的那位同志没有丧心病狂，不管他是谁，“盛世”都从未爽约。 


    不过，作为一个治世传奇，除了人丁繁庶、家给人足的“伟大政绩”之外，“贞观之治”还包含了另外一层意思：一个传奇皇帝，一个史上最接近“内圣外王”的皇帝的存在。 


三 


    普罗大众一直都有仰望的需要。所以，历史和现实生活一样，也都是需要偶像的，尤其需要具备偶像气质的皇帝。 


    对儒家知识分子们来说，这种仰望同样是必需的。“内圣外王”式的救世主，一直都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孔子曾经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他看来，没有道德作指导的政治，只能称之为“霸道”或者暴政，而远非“王道”。他们曾经花费了很长时间，试图找到这种具有完美道德的理想君王，实现道德（内圣）与政治（外王）的完美结合。他们一度以为自己找到了，而把虔诚的儒家信徒王莽推上了帝王的宝座。最后却又不得不接受那个残酷的现实——当王莽死于乱刃之下，儒家知识分子们那个从“内圣”开始，最终抵达“外王”的理想也随之宣告破灭。此后他们不敢再在人君面前放肆地谈及“外王”（譬如“禅让”），而是悄悄地把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到了对皇帝的影响上面，培育，或者劝谏。在无法自己制造和推举皇帝之后，改造皇帝，从此成了儒家知识分子孜孜不倦的新理想。 


    他们走上了一条将“外王”改造成“内圣”的折衷之路。 


    所以，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如此描述万历皇帝在他的那些儒学臣僚们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 


    儒家政治观里，一个合格的天命的代表，首先应该以自己的道德做天下人的楷模。黄仁宇说得更直接一些，“大小臣僚们期望他（万历皇帝）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这些儒学臣僚们希望“皇帝”不仅仅只是一个职位，一份职业，这样太低级趣味了。它更应该是一种社会制度。这种制度的核心就是道德，而道德的外在表现形式，则是各种各样抽象化了的礼仪。 


    譬如每年开春，皇帝在侍臣们的搀扶下，去地里颤颤巍巍地“扶犁”…… 


    这种形式主义作风并不是简单的虚伪或者做作。因为孔夫子很早就再三强调过：礼，是道德最完美的外在表现形式。 


    从《贞观政要》等典籍的生动记载里，是不难得出这么一个结论的：太宗皇帝李世民，确确实实已经做到了“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他确实是一位合格的“天命的代表”。他已经无限地接近于“内圣外王”。 


    可从登基的那一刻开始，手足相残、父子反目的李世民，本已不再具备“内圣外王”的资格。而为了绕开这些障碍，就不得不采取一些规避的手段。 


四 


    贞观四年（630年），李靖率军大破突厥。唐太宗对侍臣们“兴奋”地说：“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誓灭匈奴……”（《旧唐书．李靖传》） 


    李渊早年称臣于匈奴这段秘史一直留存在正史当中。而最早的，也是唯一的证据，就是李世民上面的这番话。实际上，这段话却是在信口雌黄。《旧唐书》的史料来源，一是房玄龄等人主持的国史馆修撰的国史，另外还有太宗的“御用撰史人”许敬宗编撰的《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等书。而这段“高祖称臣”的记载，正是由许敬宗秉承太宗旨意捏造，编入《太宗实录》，日后被史官原文抄入了《旧唐书》。（详细考据可参见李树桐《唐高祖称臣于突厥考辩》） 


    其实，秉承唐太宗旨意，为唐高祖捏造各种不光彩履历这种事情，许敬宗还干了不少。 


    譬如，《资治通鉴》188卷记载，武德三年（620年）五月，“秦王世民引军自晋州还夏县，屠之。” 


    司马光在这段话后面附了一段《考异》。司马光说：“据《高祖实录》记载，唐高祖曾经说：‘当年平定薛举，没有杀俘，以至于他们再次叛乱，所以这次一定要把能够参军的男子全部杀掉。’显然，这是许敬宗将太宗的罪过推诿给太祖，所以不予采用。” 


    再譬如，《通鉴》同一卷里还有一段关于唐军击破军阀刘黑闼的记载。司马光也愤愤不平地留下一段《考异》：“据《太宗实录》记载，刘黑闼再次造反，高祖对太宗说：‘上次击破刘黑闼，我想杀光他的党羽和部队，将崤山以东变成无人区，你不听我言，落了现在这个结局’。高祖随后派李建成去平叛，命其坑杀叛区所有15岁以上男丁。最后，在李世民再三的苦苦劝谏下，此事方才作罢。” 


    司马光一番考据之后，对这段记载不屑一顾，他说道：“高祖即使再不仁，也不至于有杀光整个崤山以东地区百姓的道理。史臣们想把所有的优点都送给太宗，但对高祖的污蔑，未免也太过分了！”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 


五 


    为父亲捏造这些“劣迹”，对李世民而言，有着很强烈的现实目的。 


    譬如“高祖称臣”这件事情，往大了说，和将自己塑造成太原起兵的首倡者一样，是想要凸显出自己在创立唐帝国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在自己手里，帝国才脱离对突厥的附庸地位，取得绝对的独立性。 


    往小了说，则是讳疾忌医，借诬蔑老父“称臣突厥”，来掩饰自己即位初年与突厥“结盟”的那场“渭水之耻”（武德九年，太宗登基，突厥来犯，太宗在渭水与之订立屈辱性盟约）。既然在老父手里帝国已经向突厥称臣，那么自己当年在渭水河畔，虽然以大量人口金帛委曲求全，但比起称臣的耻辱来，好歹也算得上是一种进步。 


    这些最后都成了李世民用来规避走向“内圣”的各种障碍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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