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明朝覆亡的祸根：明神宗的贪财好货与化国为家(2)

【民贫国困 贻患无穷】 


    明神宗穷奢极欲，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一是官场贪风盛行，吏治败坏。皇帝贪财好货，臣僚自然群起效仿，导致吏治的腐败。奉明神宗之命四处搜刮的矿监税使，就几乎个个是贪污的高手。如山西每年征解税银45200两，税监孙朝只上交内府15800两，而将29400两隐匿私吞。据内阁大学士赵志皋的揭发，矿监税使搜刮所得，“进上者什之一二，暗入私囊者什之八九”。按此估算，矿监税使从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这10年间，大约贪污私吞了黄金10万两，白银四五千万两。一般的官吏，同样是无所不贪，不仅贪污赈灾银两、工程银两，就连赎赃银贪官赎贪污罪的款项也不放过。湖广巡抚秦耀因遭弹劾罢官，离任之时还“侵赎赃银巨万”。一些内阁大学士的屁股也不干净，如内阁首辅沈一贯，就以纳贿而著称。据载，他曾接受楚王黄金1000两、白银1万两的贿赂。左都御史丘曾在一份奏书里感慨道：“下官多以广交为能，或明送于公门，或暗投于原籍；上官又多以不取为拙，或充囊橐以自肥，或括金币以为赂。钱神锢臭，恬不为非，无怪乎廉白之名迹多不见于天下矣！”  


    二是国库亏空，统治力量大为削弱。为了弥补巨额的财政亏空，明政府只得动用国家累年的储积。户部的太仓，自建立后长期实行“征三贮一”的原则：七分存放外库，用于当年的正常开支；三分存放老库、窖房，以备战争和灾荒之用。张居正刚死，明神宗亲政之时，有老库银200万两，窖库银400万两，外库银300余万两，共计900余万两。到万历十五年，其中的外库银已基本用光，只剩9万两；到二十七年，窖库银也被动用一空；到三十六年，老库银也只剩下8万两。南京户部的银库，万历十三年还有150万两，到二十八年也告罄尽。 


    这种深刻的财政危机，不仅影响到各项正常开支，且严重削弱了军队战斗力。太仆寺库的存银，原是用于购买战马的马价银，马价银被挪用，军队就无法补充战马。户部太仓拨付的九边年例，是军饷的主要组成部分，太仓被掏空，年例就常常被拖欠。万历中期以后，户部几乎年年都要递上拖欠年例的报告。许多地方的驻军，由于不能及时拿到军饷，加上军政腐败，军官的克扣和虐待，发生兵变。军队战斗力的下降，势必导致统治力量的削弱。  


    三是百姓穷困，社会矛盾大大加剧。明神宗亲政后，不断加重赋税的征派。万历末年辽东战事发生后，国库耗竭，军饷无从筹措，尽管内府的白银堆得像小山一样，明神宗就是不肯拿出来救急，而是三次加派辽饷，总共加征田赋九厘，计520万两。人民的负担空前加重，加上土地高度集中，豪强肆意盘剥，水利年久失修，水旱灾害频发，“官仓空而库竭，民十室而九空”，社会矛盾不断加剧。于是，无以为生的穷苦百姓便纷起抗争。万历十六年，蕲黄就爆发了梅堂、刘汝国起义，打出“铲富济贫”的旗号，出没于英山、山、太湖等地，众至数万。后在官府的合力围剿之下才告失败。在城镇，爆发了以手工业工人为主体、各阶层民众参加的民变与民抄事件。如万历二十二年，有福州的抢米风潮；二十七年，有山东临清州民反对天津兼临清税使马堂的斗争；还有荆州人民反对湖广税使陈奉的斗争，商民向他“飞砖击石”。二十九年，苏州以葛成为首的织工、染工两千余人，为抗议税使孙隆的搜刮，举行示威游行，击毙多名孙隆爪牙，并包围税使官署。孙隆躲进退休大学士申时行家，两天后逃往杭州，才免于毙命。在同一时期，陕西、直隶、江西、福建和云南、辽东等地，也都发生相当规模的民变。 


    历代封建王朝的崩解，大都始于高层统治集团的腐烂自溃，明王朝同样如此。明神宗的“化国为家”，把当时世界上最为富庶的国家搞得元气大伤。明神宗死后仅7年，明末农民大起义便在陕北爆发。又过17年，明朝的统治大厦轰然倒塌。清代官修的《明史》感慨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应该说，此话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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