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唐太宗与儒家知识分子们的“皇帝改造欲”（3）

玄武门前浓重的血迹，和随后对老父的幽禁，既举世皆知，自然更是李世民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道德难题。这个道德难题有两层含义：家庭伦理道德中的“孝悌”与政治伦理道德中的“正统”。中国历史上，曾有许多暴君都曾面临过类似的道德难题，不同的是，他们都没有像李世民这般迫切地想要去解决这一难题。一方面这和李世民当日所面对的险恶局势有关。譬如，太子李建成的残余势力仍然足够庞大。而李世民最担心的，就是这些李建成旧部打出“诛篡逆，复正统”的旗号。另一方面，李世民所获得的舆论支持，主要来自儒家知识分子，他早年设立的“文学馆”，网罗了四方名流贤达，“十八学士”海内知名。为了换取这些儒家知识分子们所把持的社会舆论的支持，李世民也必须勉为其难地去解开这个道德难题。 


    简而言之，解决这些道德难题，一开始的动力并不是成为“内圣”，而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统”地位，获取尽可能多的支持。所以，处心积虑地大造社会舆论，将自己装扮成太原起兵的首倡者，不过是为了抹煞父亲作为创业之主的地位；同理，极力抹煞兄长李建成在创业过程中的功绩，也是为了证明他不够资格拥有这个帝国。论功行赏，这帝国只能是李世民的，老父亲一不小心作了唐高祖，明摆着是沾了自己便宜。再在史书中伪造几条“高祖许诺以秦王为太子”之类的记载，“正统”问题也就算勉勉强强地解决了。 


    解决监禁父亲所带来的“孝悌”问题，则采取了一种迂回策略。诬蔑父亲多次有过丧心病狂的大屠杀的“劣迹”，甚至将兄长李建成也虚构成执行老父大屠杀政策的刽子手，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过是想要用“仁”之大义来规避“孝”之小义而已。在儒家政治理念中，天下乃有德之人的天下，高祖李渊既然如此残暴不仁，那么其反义词李世民强行接替他的权柄，虽属不孝，但却符合“仁德”，显然是瑕不掩瑜，是可以原谅的。 


六 


    “孝悌”在儒家政治观中具有纲领性的地位。汉儒们很早就说过，如果一个人在家里不能够做到“孝悌”，出来做官也就不可能做到正直和忠诚。所以，李世民希望在“孝悌”问题上获得儒家知识分子们的谅解，也并不那么容易。 


    贞观六年（632年）春天，监察御史马周就曾尖锐地指责过他的“大不孝”。马周说，年迈的太上皇，独自住在狭窄潮湿的大安宫内已经很久。东宫皇太子的宅邸尚且处在宫城之内，太上皇作为至尊，居所居然跑到宫城外面去了，这像什么话？况且陛下也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没有去去探望年事已高的太上皇了。马周还说，陛下眼下正兴致勃勃地准备去九成宫消夏避暑，却从来没有想过太上皇留在湿热的大安宫里所受到的煎熬，这实在是太过分了。 


    马周的激烈言辞，显然深深地刺激了唐太宗。作为补救措施，他邀请老父亲随自己一同前去避暑，但结果却遭到了拒绝，理由是隋文帝就死在了九成宫。从这一邀一拒中，也不难看出这父子二人间的感情，确实已经破裂得很严重了。 


    为太上皇其建造单独的避暑行宫，成了解决这场“孝道”纠纷的最终方案。可惜的是，在巍峨的大明宫落成之前，李渊却早早地去世了。 


    回到贞观七年（633年）的冬天。从少陵原狩猎归来的李世民，在未央宫举行宴会，邀请唐高祖也一同参加。个中盛况，《资治通鉴》有详细记载。李渊在宴会上命突厥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吟诗，笑道：“如今胡、汉一家，自古未有！”李世民则向老父亲敬酒，说道：“我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这全是您的教导之功。以前汉高祖刘邦也曾在这个地方大摆筵席，向他的老父亲敬酒，却在老父亲面前夸耀自己的成就。对此我是不愿意效仿的。”李渊大悦。 


    看起来父子间似乎已经隔阂尽除。 


    不过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李渊在贞观九年（635年）去世。李世民的妻子长孙皇后则死于贞观十年（636年）。儒家知识分子们惊讶地发现：伟大的“天可汗”，为他的父亲所修筑的陵寝，规模居然明显地小于为长孙皇后修筑的陵寝。 


    显然，这对父子自玄武门喋血之后，从来就没有达成过真正的和解。 


    儒家政治理想中改造皇帝的热情再次燃烧了起来。贞观十年的某一天，李世民邀请他最器重的大臣魏征，一起登上了皇宫中一座新修筑的高台。李世民眺望着远方起伏的山峦，魏征却表示自己视力不好，什么也看不见。李世民把规模宏大的昭陵（长孙皇后所葬之处）指给魏征看，却遭到了这位刚直的大臣的无情抢白：“臣以为陛下爬这么高，是为了眺望献陵（唐高祖所葬之处）。若是昭陵，臣早就看见了！” 


七 


    对于儒家知识分子们的这种“改造”热情，李世民似乎一直都表现得相当配合。 


    贞观二年（628年）的夏天特别长，秋雨都来了，暑热却还没过去。宫中低矮潮湿，大臣们于是联名上奏唐太宗，请求营建一座干燥避暑的阁楼。李世民说：“朕呼吸系统有病（气疾），当然不适合长期住在下湿的地方。不过若答应你们的请求，消耗恐怕会很多。当年汉文帝珍惜十户中人之家的资产，而放弃修建露台。朕德行不及汉文帝，如果耗费却比汉文帝还多，又哪里有资格做百姓们的父母？” 


    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又对身边的侍臣们说：“大造宫殿、池苑、台阁，是帝王所喜欢的，同时也是老百姓所不喜欢的。朕尊为帝王，富有四海，凡是都取决于朕。但朕确实是能够自我控制的，只要百姓们不喜欢，朕一定会顺从他们的意愿。”魏征在边上补充说：“隋炀帝就是个惨痛的教训。” 


    可惜，事实上李世民并不是一个真正能够自我控制的人。同样是在贞观四年，就在说这番自夸的话前后，他还曾下诏大兴土木，营建东都洛阳的皇宫。大臣张玄素对此极为不满，上奏说：“陛下以前去东都，把那些华丽的建筑都给拆毁了，以示节俭。天下人因此众口称颂。如今又回过头去重建，这算什么呢？陛下天天说巡幸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只会白白浪费钱财。如今国库空虚，陛下又要营建宫殿，这又算什么呢？当日太上皇要烧毁东都多余的宫殿，陛下觉得如果不烧，拆下来的瓦木还有用，还可以赐给贫民，虽然最后太上皇没采纳，但天下人都称赞陛下的仁德。事情才过去五、六年，陛下如今却大兴土木，这又算什么呢？” 


    张玄素的这番挤兑没留任何余地。李世民很尴尬，只好“顾房玄龄”，回头对房玄龄“解释”说：“朕营建东都的本意，其实是因为洛阳处在国家的中央，可以方便各地州府前来朝贡。如今玄素既然这么说了，日后朕去洛阳，就算露天而坐，也是不会觉得苦的。”当然，房玄龄也知道“方便朝贡”不过是个很蹩脚的借口，但皇帝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他当然也要附和一句“陛下圣明”。 


    儒家知识分子心目中“内圣外王”式的理想君主，必然寡私欲而好仁德。唐太宗善于纳谏和勇于改过的事迹史不绝书，其“镜鉴理论”和“水舟关系论”更深入人心，看起来是很符合寡私欲而好仁德的标准的。不过让一个活生生的人，严格按照某种既定的模板运作，显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在魏征激赞张玄素阻止太宗营建洛阳宫，实有“回天之力”的同时，贞观五年（631年），刚刚建完仁寿宫的唐太宗，突然又再次将营建洛阳宫提上了日程。民部尚书戴胄再三劝谏，结果自己得到了太宗的极口称赞，并因此提升了官爵。然而洛阳宫终究还是修了起来，而且极为奢华，据《资治通鉴》记载，“凿池筑山，雕饰华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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