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20多年里，太宗确实接受了太多太多的进谏。然而接受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大多数的进谏最后并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当他在朝堂之上充分展示出了自己虚怀若谷的帝王风度，当他对犯颜直谏的宽容被史官们载入实录之中后，很快他就忘记了谏言的具体内容。对太宗而言，重要的是接受进谏，而不是接受进谏的内容。意味深长的是，对儒家知识分子，尤其是文职官僚们而言，重要的也只是纳谏，而不是执行纳谏的内容。因为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天命的代表”。 所以，在儒家政治理想中，唐太宗的全部意义，只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内圣外王”的乌托邦罢了。
一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10月，登基不过3个月的唐太宗李世民，主持召开了一场由大部分要臣参加的御前政论会议。会议讨论的主题是 “自古理政得失”，最终的目的，是希望找出一条适合本朝发展的路线方针。
刚刚从关东地区巡视回来的魏征在会上信心充盈。他说：“正如饿极了的人很愿意吃东西，大乱之后百姓也更愿意接受教化。只要上下同心，按照圣哲的教导行事，几个月就能见效。要是两三年才见效，可谓失职！”
名儒封德彝对此却很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夏商周三代之后，人心日渐浇薄，故秦朝专用法律，汉代则推崇霸道。不是秦、汉的君主不想教化百姓，而是教化不了。封德彝们的结论是：“魏征一介书生，不识时务，若相信他的邪说，必会祸乱国家。”
据说这场著名的辩论，最终魏征获得了完胜。许多年以后，唐太宗发自肺腑地感叹道：“我之所以取得如此光辉的成就，全是魏征的功劳。”又过了许多年，历史学家们在总结过往的经验教训时，激动不已地呼喊出了这个名词：“贞观之治”！
历史学家们激动不已，历史却沉默不语。
在这沉默不语的历史背后，有这样一连串的数字：
西汉初年，全国百姓户口为300万上下，人口约1400万上下。（《中国人口史》第一卷）
光武帝去世时（公元57年），全国户口为427.9634万，人口2100.7820万。（《续汉书．郡国志》）——据此不难粗略推算光武帝20年前统一全国时的户口数和人口数。
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户口数为245.9840万，人口数1616.3863万。（《晋书》）
贞观初年，户口不及300万。（《通典》） ……
在这一连串的数字背后，是另一连串璀璨的名词：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太康之治、贞观之治、……
漫长的800年里，这些几乎永恒不变的数字，简直平静得令人窒息。
为了可以把这条残酷的脉络表述得更清晰一些，下面这一连串数字也是必不可少的：
秦始皇统一全国时，人口数约为4000万。（《中国人口史》第一卷）
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户口数1223.3062万，人口数5959.4879。（《汉书．地理志》）
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全国户口数1067.7690万，人口数5647.6856万。（《续汉书．郡国志》）
隋炀帝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全国户口数890.7536万，人口数4601.9956万。（《通典》）
在这一连串的数字背后，是另一连串灾难性的名词：秦末大乱、绿林赤眉之乱、黄巾之乱、隋末大乱、安史之乱、……
二
历史永远是理性的，甚至永远是符合数学逻辑的。
从秦汉到隋唐，近千年的漫长时光里，人口的生殖力与土地的生产力之间，一直都在做着殊死的搏斗。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尚未得到充分开发的前提下，中国大多数的人口一直都集中在古老的黄河流域。耕地一直都是有限的，农作物品质也一直没有什么改进。无论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先民们如何披星戴月，6000万人口，似乎一直都是这块土地所能承载的极限。
王莽时代的大骚乱，一直被史书解读为王莽暴政的结果。但却忽略了一个显著的事实：随着生殖力的急速扩张，汉末百姓的人均耕地，已经不及汉初百姓的五分之一，而粮食亩产又几乎没有什么提升。王莽花了半生的时间来经营一个帝国的精神文明，但最终他无法解决这生殖力所带来的巨大的生存问题。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最先反对王莽的都是农民，知识分子直到最后一刻才弃他而去——王莽因精神文明建设而成功，却不得不因为无法继续推动物质文明建设而覆败，他满足了知识分子们的虚荣，却满足不了草民们的肚皮。生殖力过于旺盛所带来的流民问题，在王莽之前，已经困扰了汉帝国近百年。这不是王莽和他那个时代能够和平解决的问题——除非他们能够发明杂交水稻。
同样的道理，当东汉人口再次接近6000万这个极限时，另一场大规模的农民骚乱再次爆发。史籍却仍在一味地奢谈那些年朝廷的腐朽与昏庸——譬如宦官专权，再譬如外戚干政。
关键字： 内容标签：儒家,知识分子,太宗,皇帝,改造儒家 知识分子 太宗 皇帝 改造
如果本站的内容资源对您有所帮助
献给世界,你的真心,以致来世,以致未来
下一篇:小臣子为保命设计扳倒大皇后||上一篇:唐太宗与儒家知识分子们的“皇帝改造欲”（4）
推荐好文
){kind=link}
){kind=link}
){kind=link}
){kind=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