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西汉最伟大史学家司马迁和史学罪案（1）

司马迁著史画像

　　孙景坛 孙丽淑 著：《〈史记〉之汉武帝正读》 



　　司马迁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史学家，生前忍受巨大心灵和肉体痛苦，完成了一部史学名著。但是，传统至今，他的《太史公书》一直都被当成“史学罪案”，书名被贬为《史记》，本人也被当成反动史学家的典型，这些问题都值得讨论。关于《史记》的写作和成书，主要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司马迁生于龙门，在黄河以北、龙门山之南过着农耕和畜牧生活。十岁便阅读古文。二十岁，开始到南方的江、淮地区游览，登上会稽山，探察大禹的遗迹；又到九疑山，泛舟于沅水和湘水之上；北渡汶水、泗水，在齐、鲁两地的首府研讨学问，考察孔子遗风；在邹县、峄山参加乡射礼；曾困厄于鄱、薛、彭城，后经过梁、楚之地回到故乡。后来，他被任命为郎中，奉命参与西通巴蜀以南，以及邛、笮、昆明等地的活动。(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父亲的临终嘱咐  元封元年，汉武帝举行泰山封禅，司马谈被留在了周南，没被允许参加，心中愤懑而死。父亲去世前，父子正好在河、洛间相会，父亲抓着他的手哭着说：“我们先祖曾是周朝的太史。在远古的虞、夏时期，职掌天文之事，即显功扬名。后世逐渐衰落，今天会断绝在我手里吗？你将来再做太史，就是接替了祖宗的事业。现在天子继承汉朝千万年的大业，在泰山进行封禅，而我不能随行，这是命啊，是命啊！我去世之后，你必定会做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记我想要撰写的史书啊。要知道，孝道始于奉养双亲，进而侍奉君主，最后立身扬名。扬名后世，光耀父母，这是大孝。天下都称颂周公，说他能够宣扬和歌颂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邵的风尚，精通太王、王季的思想，乃至公刘的功业，并尊崇始祖后稷。而到周幽王、厉王以后，王道衰微，礼乐衰败，孔子研究整理旧典，论《诗经》、《尚书》，作《春秋》，是学者至今学习的榜样。自《春秋》‘获麟止笔’以来，诸侯混战，史书散乱得不成样子。而今，汉朝兴起，国家重归统一，明君贤主，忠臣义士，不断涌现。作为太史，我却没有记载和论说，是失职啊，并时刻为此惶恐不安，你一定要把此事记在心上。”司马迁也流着眼泪向父亲保证：“儿子虽然愚笨，但我一定会详细述说您及祖上所整理的历史遗文，不敢有半点疏漏。”(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馀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从这里可以看出，司马谈在思想上，后期已转向儒家。 


　　史料的搜集和写作思路  父亲去世三年，司马迁担任了太史令。于是，他便缀集历史和国家档案，做撰写史的准备。到第五年，太初改制，即汉朝把历法由冬十月为一年的开始，改成了正月，而司马迁是建议和参与者之一；(《汉书•律历志》)他坦言想法说：“先人说过：‘自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死后到现在是五百年，有能传记盛明之世，正《易传》，续《春秋》，本《诗》、《书》、《礼》、《乐》际会的人吗？’其意就在这里吧，就在这里吧！我又怎敢推辞呢。” 


　　朝廷管意识形态的上大夫壶遂知道后，问：“从前孔子为什么作《春秋》啊？”司马迁说：“我听董仲舒先生讲：‘周朝王道衰废，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想害他，卿大夫掣肘。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会被采纳，政治主张也无法实行，便论说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范例。其方法是，贬抑无道的天子，斥退为非作歹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以明王道。’孔子说：‘我与其进行空洞的说教，不如剖析历史事例，意思就会更明确。’《春秋》一书，上明三王的治道，下辨人事的纪纲，甄别嫌疑，论明是非，讨论模糊之事，包括善行和恶行，尊贤贱不肖，恢复消亡的诸侯国，继承灭绝的世家，补救弊政和振兴荒废的事业，这是王道中的最大问题。《易》讨论的是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以说明变化见长；《礼》规范人伦，所以以说明行为见长；《书》记述先王的事迹，所以以治国行政见长；《诗》包含了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所以以风土人情见长；《乐》是用音乐说话，以和谐见长；《春秋》论辩是非，所以以治理人见长。由此，《礼》是用来节制行为，《乐》是用来诱发平和心，《书》是来说明政事，《诗》是用来表达情意，《易》是用来讲变化之理，《春秋》是用来阐发道、义。“拨乱反正”，没有什么比《春秋》更行之有效的。《春秋》字数不过几万，而其要旨有数千条，万物的离散聚合都在《春秋》之中。《春秋》一书，记载了弑君事件三十六起，灭亡了的国家五十二个，诸侯出逃不能保其国家社稷的不可胜数。考察其变乱败亡的原因，都是丢掉了治国的根本。《易》说‘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所以，‘臣弑君，子弑父，并非一朝一夕发生的，而是逐渐发展的结果’。因此，做国君的不可以不通晓《春秋》，否则，谗佞之徒站在面前也看不见，奸贼之臣跟在后面也不会发觉。做人臣的也不可以不通晓《春秋》，否则就只会墨守经义而不懂得因事制宜，遇到突发事件而不知如何灵活对待。为人君父而不通晓《春秋》大义，必定会蒙受首恶的罪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晓《春秋》大义，必定会陷于篡逆被诛的境地，并蒙受死罪之名。当初，他们做事时，都认为是好事，只因不通晓《春秋》大义，才导致无法推卸罪名的结果。如不通晓礼义的要旨，就会弄到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的地步。君不像君，就会被臣下冒犯；臣不像臣，就会被诛杀；父不像父，就会不合正道；子不像子，就会忤逆不孝。这四种行为，是天下的大罪。把天下的大罪加在自己身上，也只得接受而不敢推卸。所以，《春秋》是礼义根本。礼是在坏事发生之前予以杜绝，法律是坏事发生后再予以惩戒；法律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的杜绝作用隐而难知。” 


　　壶遂又问：“孔子时，他上没有圣明君主，下不得重用，所以撰写《春秋》，留下空洞的思想来裁断礼义，充当一代帝王的法典。现在，先生上遇圣明天子，下能得到合适的官职，万事停当，各得其所，井然相宜，先生还要继写历史，到底想要说明什么？”司马迁说：“哪里哪里，我写历史，怎敢与《春秋》相比。我听先人说过：‘伏羲最纯厚，作《易》的八卦；尧、舜的强盛，在《尚书》中做了记载，而礼乐也兴起了。商汤、周武王的隆盛，《诗》进行了歌颂。《春秋》扬善贬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奖周朝，并非仅仅讥讽呀’汉朝兴建以来，到当今的圣明天子，得到符瑞，举行封禅，更正历法，变换官服颜色，受命于天，恩泽广布，海外不同习俗的国家，辗转经过几重翻译来扣中国边关，请求进献和朝见的使者不可胜数，难于统计。臣下百官都竭力颂扬天子的功德，仍不能完全表达他们的心意。再说，贤能之士不被任用，是做国家的耻辱；君主明圣而功德不能使人人知道，是有关官员的罪过。况且，我曾担任太史令的职务，若弃置天子圣明、盛德而不记载，埋没功臣、世家、贤大夫的业绩而不传述，违背先父的临终嘱咐，罪过实在太大了。我所说的‘缀述旧事，整理有关人物的家世、传记’，并非所谓论著啊，而您拿它与《春秋》相比，那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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