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西汉最伟大史学家司马迁和史学罪案(2)

李陵之祸与《太史公书》的完成  开始写作后，七年即从太初元年至天汉三年，司马迁遭遇“李陵之祸”。如前所述，李陵不听汉武帝调遣，执意孤军深入，兵败降敌。司马迁独自为他辩护，下狱后，没钱赎罪，被处腐刑。他每天愁肠都无数次回转，在家恍恍忽忽若有所失，外出不知道要去哪里。每当想到被阉割的耻辱，没有不汗流浃背而沾湿衣裳的时候。(《报任安书》：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他本想一死了之，但又想到要写史的历史使命，便苟活下来。于是，他喟然叹道：“‘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残毁没有用了。’静下来深思道：‘《诗》、《书》含义隐微而言辞简约，是作者想要表达他们的心志和情绪。从前，周文王被商纣王拘留在羑里，推演出了《周易》；孔子被困在陈国和蔡国，删改完成了《春秋》；屈原遭楚怀王流放，写出了《离骚》；鲁国史官左丘名眼睛失明后，又作了《国语》；孙膑被同学庞涓挖去了膝盖骨，论述《孙膑兵法》；吕不韦被迁到西蜀，世上才传出《吕氏春秋》；韩非被秦始皇投进监狱，有《说难》、《孤愤》等名作问世；《诗经》三百篇，大抵都是贤人或圣人发愤时的作品。这些都是人们心中聚集了郁闷忧愁，理想得不到实现，因而追述往事，考虑未来的产物。’”(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司马迁网罗天下旧闻，依据史料，作《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和一篇《太史公自序》，总计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称为《太史公书》。他认为，该书是对《六艺》的拾遗补阙，自成一家之言，兼采《六经》异传，并蓄百家思想。他将该书的正本藏到了名山之中，副本留在京都，以待后世圣人君子研究。(以拾遗补阙，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载史上至黄帝，止于太初。 


　　有人认为，《史记》是“李陵之祸”的产物；《史记》能成为名著，因为“李陵之祸”使司马迁实现了一位普通史官到伟大史家的根本性转变，不妥。因为此时《史记》已写七年了；而且，他的史学观和是非观不是“李陵之祸”改变的，他原本就有“六经异传”以及“百家思想”，这才是《史记》成为名著的原因。 


　　《汉书·艺文志》载，司马迁有赋八篇。但是，今天只有《悲士不遇赋》传世。(《艺文类聚·卷三十》)司马迁受刑后，任中书令，很受汉武帝宠爱。老朋友益州刺史任安，给他写信，希望他学习古代贤臣，能向皇帝推荐人才(就是任安自己)。司马迁写了《报任安书》作了回答。汉宣帝时期，《太史公书》首先由司马迁的外甥杨恽传出，杨恽也被朝廷上下誉为奇才，名显一时，被提拔为“左曹”。新莽时期，王莽特地加封司马迁的后代人为“史通子”，以示褒奖。(《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汉书·马迁传》) 


　　“史学罪案”质疑  西汉后期，扬雄认为：《太史公书》记载了六国、西楚和汉初等历史，是非观与公羊思想不完全相同。(《汉书·扬雄传》：是非颇谬于经。)东汉初期，卫宏在《汉书旧仪注》中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力述说汉景帝的短处及汉武帝的过错，汉武帝怒而削《孝景本纪》。后来，司马迁帮李陵说话，所以被处腐刑。又因为有怨言，他被下狱而死”。(《史记·太史公自序》裴骃集解)班固的父亲班彪说：司马迁论说学术，先讲“黄老”，后讲《五经》；记叙工商，轻视仁义并羞辱贫穷；谈到游侠，鄙视节操而重视事功，这都是伤害了儒学的根本思想，这是他被处以“宫刑”报应。(《后汉书·班彪传》：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范升说：《太史公》与《五经》相悖，与孔子的言论不合。(《后汉书·范升传》：《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班固在肯定以上批评外，说：“汉朝承接唐尧的运数，建立了帝业，到达六世的时候，史臣司马迁乃追述汉家的功德，私造当代皇帝《本纪》，还将其编在了百王的后面，尤其与秦朝和项羽并列！”(《后汉书·班彪传》：固以为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 


　　东汉中期，召开了白虎观经学会议，会上《公羊》派占了上风，董仲舒的“三纲”思想被写进法典(《白虎通》)，思想专制成为现实。会后，杨终受诏将《史记》删得只剩十余万言。(《后汉书·杨李翟应霍爰徐列传》：后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因为汉明帝就认为，司马迁所写的书虽成一家之言，扬名于后世。可是，由于他被处宫刑，所以文中有刺讥，贬损当世，不是义士。而司马相如无节操，文章有浮华之辞，没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可是，死后能表忠心，主上(汉武帝)找他遗书时，能称颂皇帝的功德，建议封禅(《言封禅书》)，是忠臣的作风，远远超过了司马迁。”(班固《典引序》引明帝永平十七年的诏书：“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司马相如无节，但有浮华之辞，不周于用。至于疾病而遗忠，主上求取其书，竟得颂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效也。至是贤迁远矣。”)东汉末，王允说：“从前，汉武帝没杀司马迁，让他写了‘诽谤’的史书，流毒后世。”(《后汉书·蔡邕列传》：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大约在东汉后期，《太史公书》也被贬为《史记》。 


　　应当说，司马迁的“史学罪案”是千古冤案。第一，这是公羊派的门户偏见。批评司马迁的都是公羊学家，因为他们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则非。第二，兼采《左传》和百家思想无可指责。公羊家完全否定《左传》是儒经，不妥。时至今日，儒家十三经都有《左传》。而且，百家思想不是全无是处，汉武帝“尊儒”就“悉延百端”，这是学术自由的表现。第三，事实根据不足。从《孝景本纪》看不出“诽谤”；《今上本纪》失传，但从《太史公自序》的提要看：“汉朝兴起到今上(汉武帝)，已经五世，隆盛开始于建元时期，对外反侵略，开疆拓土；对内修订各种法度：封禅、更定历法和改变官服颜色。以此为原则，作《今上本纪》。”他对汉武帝的歌颂是主旋律。第四，其他理由都属诬陷或臆断。如，黄老”在汉朝治国思想上早于《五经》，先叙述“黄老”，不算错；司马迁身为史官，写史天经地义，还与上大夫壶遂讨论过，不能说“私作本纪”；司马迁因“有怨言而死于狱中”的说法，没有班固和其他文献的佐证。 


　　历史反思  现在，有人仍认为，《史记》是“牢骚之作”，司马迁因“李陵之祸”不满，所以在《孝武本纪》中多记求仙问药之事。还有人以“李陵之祸”批评汉武帝“搞专制”。 


　　我们认为，司马迁能忍辱负重，不负父亲嘱咐和历史使命，是后世的楷模。《史记》是“一家之言”的典范，只能看出一个史学家高尚的职业道德，看不出“牢骚”。《孝武本纪》是后人用《封禅书》补的，以此批评司马迁，不妥。“李陵之祸”不是汉武帝对司马迁的报复，司马迁是咎由自取。李陵降敌，大节有亏，他为叛徒辩护，言之不当，这是政治错误，不属思想专制。而且，李陵一家都被处死了，司马迁能活下来，说明汉武帝对他的恩德已是天高地厚，无可指责。 


　　《史记》的长处是：“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即，善于把历史事件、人物、时间，整理得井井有条，既有道理，又不哗众取宠，文字质朴但不猥琐，直抒胸臆，句句都是实情，不浮夸，也不隐恶，确实是实录。缺点，恰是公羊史观，如他对公孙弘批评，就欠妥。司马迁的“史学罪案”，是汉朝“尊儒”后，公羊家制造的第一起学术冤案，应彻底平反和批判。今本《史记》是南北朝时恢复的，多有错谬，有人以此苛责司马迁，不妥。(胡宝平 孙景坛《〈史记〉的“成书、学术罪案、主要特点”新探》，《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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