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春,由我主编的《巴赫金全集》中译6卷本(2009年合补遗为7卷本)出版,我与北大的刘烜老师商量,想送一套给季羡林先生,刘老师很赞同,经他安排,我们于1999年1月20日上午前去季老家送书。
把书送给季老后,我又粗略地介绍了巴赫金其人及其学术成就。季老听完后说:“奇怪,在一些国家,一些有学问的知识分子怎么都要受到迫害?可能是这些知识分子凭借自身的人格与学问,著书立说,坚持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不肯轻易盲从别人,故而受尽折磨,能够活着走过来,真是不容易啊!”
由于是随便聊天,季老谈到他在德国求学时的情况,他说,在德国10年,实际上是饿了10年。平常吃的是用小鱼和着面粉做的面包,第一天吃还可以,但第二天就不想吃了,吃了肚里胀气,可那时只供应这种食物,不得不吃。谈起在大学里的学习生活,他说,一位德国老教授八十多岁了,非要教他不可,而且是把知识全盘传授给他,回国后真是受用终身,这也是缘分吧。季老还说自己的工作方式特别,晚上9点钟就寝,清晨4点钟起床,随即工作到7点钟,这段时间脑子特清醒,写作起来也无人打搅,效率特高,已坚持几十年了。谈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诸家,他兴趣盎然,问起杨季康,我说她是外文所的,他说几次参加外文所的会议,从未见她出席,我说她平常是不去所里的。后来,我们说到他所熟悉的文学所的老人都走了,其中有王伯祥、俞平伯、余冠英、吴晓铃、吴世昌、孙楷第、蔡仪等。外文所也有一批老人作古了,如冯至、卞之琳、潘家洵、缪朗山等。不知一个什么话头,我们谈到新诗的问题,他说新诗是失败的:“我的看法可能很简单。闻一多、林庚、卞之琳都主张新诗是有形式的,而我以为,新诗只是断句的散文文句。”
那次与季老闲聊,无所不谈,十分愉快。刘烜说,季老最新发表的一篇文章得了奖,要请客。季老来了兴致,忙说可以,让我们出去吃。于是,大家穿衣戴帽,准备外出。临走时,季老指着几只躺在一旁的猫,特地对我说,他家的猫现在是三小一大。三只小猫是好品种,是上“猫谱”的,大猫则躺在冰箱上看着我们。
出得门来,我们沿着朗润园池塘的西边走了一段路。正值严冬时节,这里行人不多,路也坑坑洼洼,不大好走。小路弯弯曲曲,树枝在风中微微摇摆,池里残荷一片,伸出枯枝,参差错落,有的折断后斜立水面,像水墨画一般。我想,这是季老特地带我们来欣赏冬景的吧,果然是别有情趣。
出了校门,我们缓缓而行,绕过蔚秀园,进了一家小饭店。菜肴以素菜为主,以“农家乐”为特色。季老饭量适中,食欲不错,大家吃得很高兴。结账时,老板拿出一个刚烤好的全麦面包,说是专门为季老准备的,算是感谢季老光临的礼物。这时我才知道,原来老板是认识季老的。余下的菜肴与馒头,季老都打了包,说晚上热一下,就可当他的晚饭了。
21世纪初,由季老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出版,实践了他对东方文化“送去主义”的主张,我曾写文章祝贺。这套丛书聚集了我国各方面的东方学专家,由他们进行专题撰写,规模宏大,种类繁多,显示了东方文化的恢弘与精深。在新书首发式上,我又见到了季老,但后来见面的机会甚少。
2007年初,我收到季老的三本著作。一本是他的《相期以茶——季羡林散文集》,读着真让人心旷神怡。散文集收有季老各时期自己及与友人的合影,图文并茂,我给季老介绍巴赫金时的一张照片也被收入文集,我感到十分惊喜和荣幸。读到其中的《清塘荷韵》一文,我才知道了“季荷”的来历。原来,朗润园的池塘里以前都是水藻,现在的荷花是季老亲手撒下的种子开的花。到了第三年,池面曾长出过五六片叶子,他高兴得不得了。到了第四年,从池水里蹿出来的荷叶竟盖满了半个池塘,到后来竟是满池荷花,一片清香,荷韵如画。季老每天要在池塘边徘徊几次,真是赏心乐事朗润园!季老非常喜欢荷花,为此还特地刻了一枚圆形印章,曰季荷。据刘烜说,季老说过,这满池荷花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最宝贵的遗产。另一本是《牛棚杂忆手稿本》,在面对严酷的历史与现实、说真话这点上,人们常把季老与巴金老并提。第三本是季老主编的《中国禅学丛书》中他在各时期关于禅学的论文集《禅与文化》。他与刘烜共同主持这套丛书,涉及面极广,极力拓展禅学的地域,对我国的禅学研究作出了贡献。他认为,总结我国古典文学理论,禅学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
季老去世前,我一直没有机会与他联系,有好几次只听到友人描述他的病情,为他感到不安,直到他去世为止。季老去世后,有些人把季老当成炒作对象,迅速把他明星化。他们不为我们国家有这样一位学术泰斗而自豪,不去继承他丰富的文化遗产,不去发扬他的治学精神,不欣赏他的素朴文采,不学习他的崇高人格,而是刻意炒作,真是令人扼腕。而季老的这些品格,在今天的社会和学术界又是多么需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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