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管窥中国史上"两大变局":康有为搬孟老夫子助阵(4)

第二个特征：要民主，人民要当家作主。
“师夷”是手段，是办法。实现民主政治，人民当家作主才是第二次大变局的主题。
经过二千年的故步自封，通过列强的崛起与入侵，眼见政府的腐败与国家的落后，人们终于觉醒了。越来越多国人认识到：天下应是人民的天下，国家应是人民的国家。只有人民自己管理国家，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的利益，创造美好的未来；少数人的专政，个别人的独裁，总要给国家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于是，民主化、人权、法治、依法治国诸问题，就成了封建专制被推翻后变革的最基本的课题。
不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就不能由穷变富，不能由弱变强。就不能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有权继续存在的受尊敬的一员。
实际上，早在晚清时的先进人士已冒着杀头危险提出民主问题了。谭嗣同就说：“君，末也；民，本也。”他明确主张实行“民治”（《仁学》）。梁启超也认识到：“不及百年，将举五洲而悉惟民之从，吾中国亦未必能独立而不变。”（《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
这些言论引起保守派的激烈反弹，疯狂围剿，攻击为“无父无君之乱党”。骂“一切平等，禽兽之行”，是“背叛圣教，败灭伦常”。张之洞耸人听闻地斥责说：“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
为了减少阻力，主张君主立宪的康有为，抬出了孟老夫子，说孟子早就主张“两院制”。因为孟子说过：“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查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去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查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康有为解释说，诸大夫就是上院，国人就是下院。国君要经过上下两院后，进行调查再做决定，这就是“两院制”。这种牵强附会的解释，当然不会使顽固派信服。
由于民主政治是关系国家兴衰存亡的致命问题，所以成了一切忧国忧民有识之士前赴后继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反袁的二次革命，“五四运动”，打倒蒋介石政权，推翻三座大山，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新中国的建立，为实现这一目标开辟了广阔大道，但由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与人治习惯的影响，要完满完成这一伟大辉煌的历史使命，仍需我们继续努力。
第三个特征：动力与阻力的转换。
这是上一个问题的延伸。
向谁要民主？将触犯什么人？不言而喻，自然要向大权独揽者要，要触犯专制者的利益。这对于一个根本缺乏现代意识、缺乏民主熏陶、而又嗜权如命的独裁专制者来说，简直是与虎谋皮的事情。
因此，与第一次变局相比，变革的动力与阻力就换位了。
战国时代各国的改革，都是由各国君主主动重用杰出法家自上而下强力推行的。七大国以及郑、宋、鲁等小国莫不如此。因为他们处于各国兼并空前激烈的严峻时期，他们意识到：要不灭亡就必须富国强兵，要富国强兵就必须改革，要改革就必然触动贵族领主们的利益，调动庶民与新兴地主及其他各阶层的爱国、生产与作战积极性。因此，国君就成了改革的主导力量，广大贵族就成了改革对象。
齐桓公用管仲，郑简公用子产，魏文侯用李悝，楚悼王用吴起，秦孝公用商鞅，秦始皇用李斯，都遭到了贵族的顽强抵抗。吴起、商鞅、李斯等人因此遭惨杀。
由于变革的性质与任务不同，变革的动力与阻力变了，而习惯于独揽无限权力的原有统治者，几乎没有一个是心甘情愿自动放弃这种权力的。
韩非子说过“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什么是国之利器？就是国家权力。慈禧太后在这方面的表现就是个活生生的典型。
晚清灭亡前的半个世纪，实际掌权者是慈禧。颐和园里有条对联：“五十年间天下母，后来无继前无偶。”“天下母”一当就是五十年，的确是后无继者，以前也没有第二个。但若就她一旦掌握了独裁大权就决不松手，谁挑战就坚决镇压这点看，她便“后有来者前有偶”，绝对是千年一律的了。
今天，二次变局已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经过“十年动乱”的中国共产党人，有决心有能力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自己的理想与奋斗目标。我们党提出的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等，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理想的。
梁启超在二次变局前期说过一段话：“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操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所敢言矣！”（《变法通议》）只要变革没有最后完成，应一直以此话为警为戒！
(本文原载于《炎黄春秋》2003年第7期，原标题为“管窥中国历史上‘两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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