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第二次大变局,不能不谈一个重要的外来因素——英国。
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英国,社会生产力迅猛提高。随着“珍尼纺织机”、“水力转运机”与蒸汽机的发明,生产技术发生了决定性的革命。轻工业的发展又带动了铸铁炼钢与机器制造业的发展。伦敦的人口,由19世纪初的几十万人,到1840年就达到了280万人。产品的大量增加,产生了占有更多市场掠夺更多原料的需求。新式交通工具的运用,又使这一野心有了实现的可能。所以,它在占领了印度后,立即把下一个重要目标瞄准了中国。
这时的中国,还在浑浑噩噩地做着“天朝”梦,陶醉在“万国来朝”“四夷宾服”“远慕声教,倾心向化”的盲目自大中。自己什么都远远落后于人,又要以天王老子自居。英国人说,他们用一个方队,就能打垮百万清兵。面对这么一个软柿子,强盗下手了。一次鸦片战争、二次鸦片战争,直到甲午海战,“天朝梦”破了。大清帝国成了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国家。二千年的帝制动摇,巨变开始。
二次变局的三大特征
第二次大变局与第一次大变局的不同点,主要表现为:“师夷”,民主,改革动力与阻力换位三大特征。
先说“师夷”问题。
“师夷”问题的提出,在鸦片战争失败后。战争的惨败,使国人突然认识到:我们的知识、军队、兵器都根本不能跟人家比。弓石刀矛根本不是洋枪洋炮的对手。林则徐说:“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已先及我。”琦善说:英国人的汽船“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英国人的炮位下,没有“石磨盘”,“中具机轴”,转动灵活。我们山海关的炮,是“前明遗物,勉强蒸洗可用”。由于痛感船不坚,炮不利,林则徐在广东竭力买外国船外国炮。为了了解敌人,他翻译出《四洲志》交给魏源,魏源据此写了《海国图志》,书中明确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此后“洋务派”兴起,办工厂,开矿山、炼铁造枪炮,建纺织厂、设电报局等等,很热闹过一阵子。
甲午一战,“洋务”破产。发现只学技术不行。魏源说:“人但知船炮为西洋之长技,而不知西洋之所长,非徒船炮也。”认识到需要改革体制。游历过英国,精通西洋科学的王韬鼓吹学日本,说日本之所以比我强,是因为日本“国中一切制度,概法乎泰西”。到过使馆区,见过香港高楼大厦、整洁街道的康有为发现:“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他也提出学日本,可把日本作为“向导之卒”、“测水之竿,探险之队”,当做“识途老马,收其利,去其害”。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干?他大声疾呼:“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于是而有“戊戌变法”。变法又失败了。忧国忧民的先进人士觉悟到改良主义行不通,于是有了主张共和打倒帝制的“辛亥革命”。
民国了,照搬了西方的总统制、议会制。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没干几天,就被迫让给袁世凯。袁世凯称帝倒台,黎元洪上台。黎元洪倒台,先后又有冯国璋、徐世昌、黎元洪(再作冯妇)摄政、曹锟内阁摄政、段祺瑞总执政、冯军赶走段再摄政,然后来了张作霖大元帅。倒台上台,从1912年到1927年,16年间,倒腾了9次;同一期间,内阁倒台更频繁,高达51次,最长的徐世昌干了1年5个月,汪大燮内阁8天,颜惠庆6天,伍廷芳5天,走马灯一样,真是:“城头变换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军阀、官僚政客、买办、流氓、劣绅贿选议员,各找列强作靠山。议员在会上打,军阀在全国打,打得天昏地暗一塌糊涂,都为捞肥缺饱私囊而奋斗,闹得国家四分五裂,民不聊生,什么事也干不成。
议会制也好,总统制也好,都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是封建专制制度根本不能比的。但实践证明,这种制度只有在资本主义相当发展,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中坚,国民具有相应的教育程度与信息手段的基础上才可能建立成功。不看条件盲目照搬,不仅不会受益反会受害。我国民初与当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困境都是无可否认的例证。
北伐后蒋介石上台,虽说远未完成真正的统一,但总算有了个受到国际承认的有了统一“法币”的政府。但他建立的是代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政府,对外妥协投降,对内镇压共产党和一切要求民主的爱国人士,终于被“师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所推翻。
“师夷”,一步一步向更深层次发展。正如冯友兰先生说的:“‘师夷’已成为近代文化发展的主流。违反这一潮流的,无不立刻被冲倒。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的进入,都属于这一潮流。”(《光明日报》86.6.23)“师夷”也就是后来说的“西化”。
事实上,不管人们怎么看,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在许多方面一直都在“化”。政府机构的设置、教育体制、公用事业、海陆空交通、军队的编制与武器、金融商业、房屋建筑、通讯设施、生活用具,文化活动以至电灯、电话,从红绿灯到抽水马桶等等,无不在“化”。确乎是一直处在“无时不变,无事不变”(梁启超语)之中。
对于“化”,有的认为是历史的进步;有的则视为洪水猛兽,“背叛老祖宗”。
路威说过:文明是一件东拼西凑的百衲衣,谁也不能夸口什么是他们独家制造的。转借乃是文化史中的重要因子。
学习外国的先进东西,本是很理性很正常的事情。鲁迅先生在《看镜有感》里曾称赞过汉唐气魄,说汉唐就不怕外来的东西,敢于拿来为我所用,就像对待俘虏一样。只有衰败孱弱的民族才神经衰弱,怕这怕那,怕外来的东西把自己俘虏过去。觉醒了的拥有无比深厚无比灿烂辉煌文化历史的中国人民,应该有比汉唐更雄大的气魄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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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英国,社会生产力迅猛提高。随着“珍尼纺织机”、“水力转运机”与蒸汽机的发明,生产技术发生了决定性的革命。轻工业的发展又带动了铸铁炼钢与机器制造业的发展。伦敦的人口,由19世纪初的几十万人,到1840年就达到了280万人。产品的大量增加,产生了占有更多市场掠夺更多原料的需求。新式交通工具的运用,又使这一野心有了实现的可能。所以,它在占领了印度后,立即把下一个重要目标瞄准了中国。
这时的中国,还在浑浑噩噩地做着“天朝”梦,陶醉在“万国来朝”“四夷宾服”“远慕声教,倾心向化”的盲目自大中。自己什么都远远落后于人,又要以天王老子自居。英国人说,他们用一个方队,就能打垮百万清兵。面对这么一个软柿子,强盗下手了。一次鸦片战争、二次鸦片战争,直到甲午海战,“天朝梦”破了。大清帝国成了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国家。二千年的帝制动摇,巨变开始。
二次变局的三大特征
第二次大变局与第一次大变局的不同点,主要表现为:“师夷”,民主,改革动力与阻力换位三大特征。
先说“师夷”问题。
“师夷”问题的提出,在鸦片战争失败后。战争的惨败,使国人突然认识到:我们的知识、军队、兵器都根本不能跟人家比。弓石刀矛根本不是洋枪洋炮的对手。林则徐说:“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已先及我。”琦善说:英国人的汽船“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英国人的炮位下,没有“石磨盘”,“中具机轴”,转动灵活。我们山海关的炮,是“前明遗物,勉强蒸洗可用”。由于痛感船不坚,炮不利,林则徐在广东竭力买外国船外国炮。为了了解敌人,他翻译出《四洲志》交给魏源,魏源据此写了《海国图志》,书中明确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此后“洋务派”兴起,办工厂,开矿山、炼铁造枪炮,建纺织厂、设电报局等等,很热闹过一阵子。
甲午一战,“洋务”破产。发现只学技术不行。魏源说:“人但知船炮为西洋之长技,而不知西洋之所长,非徒船炮也。”认识到需要改革体制。游历过英国,精通西洋科学的王韬鼓吹学日本,说日本之所以比我强,是因为日本“国中一切制度,概法乎泰西”。到过使馆区,见过香港高楼大厦、整洁街道的康有为发现:“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他也提出学日本,可把日本作为“向导之卒”、“测水之竿,探险之队”,当做“识途老马,收其利,去其害”。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干?他大声疾呼:“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于是而有“戊戌变法”。变法又失败了。忧国忧民的先进人士觉悟到改良主义行不通,于是有了主张共和打倒帝制的“辛亥革命”。
民国了,照搬了西方的总统制、议会制。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没干几天,就被迫让给袁世凯。袁世凯称帝倒台,黎元洪上台。黎元洪倒台,先后又有冯国璋、徐世昌、黎元洪(再作冯妇)摄政、曹锟内阁摄政、段祺瑞总执政、冯军赶走段再摄政,然后来了张作霖大元帅。倒台上台,从1912年到1927年,16年间,倒腾了9次;同一期间,内阁倒台更频繁,高达51次,最长的徐世昌干了1年5个月,汪大燮内阁8天,颜惠庆6天,伍廷芳5天,走马灯一样,真是:“城头变换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军阀、官僚政客、买办、流氓、劣绅贿选议员,各找列强作靠山。议员在会上打,军阀在全国打,打得天昏地暗一塌糊涂,都为捞肥缺饱私囊而奋斗,闹得国家四分五裂,民不聊生,什么事也干不成。
议会制也好,总统制也好,都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是封建专制制度根本不能比的。但实践证明,这种制度只有在资本主义相当发展,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中坚,国民具有相应的教育程度与信息手段的基础上才可能建立成功。不看条件盲目照搬,不仅不会受益反会受害。我国民初与当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困境都是无可否认的例证。
北伐后蒋介石上台,虽说远未完成真正的统一,但总算有了个受到国际承认的有了统一“法币”的政府。但他建立的是代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政府,对外妥协投降,对内镇压共产党和一切要求民主的爱国人士,终于被“师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所推翻。
“师夷”,一步一步向更深层次发展。正如冯友兰先生说的:“‘师夷’已成为近代文化发展的主流。违反这一潮流的,无不立刻被冲倒。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的进入,都属于这一潮流。”(《光明日报》86.6.23)“师夷”也就是后来说的“西化”。
事实上,不管人们怎么看,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在许多方面一直都在“化”。政府机构的设置、教育体制、公用事业、海陆空交通、军队的编制与武器、金融商业、房屋建筑、通讯设施、生活用具,文化活动以至电灯、电话,从红绿灯到抽水马桶等等,无不在“化”。确乎是一直处在“无时不变,无事不变”(梁启超语)之中。
对于“化”,有的认为是历史的进步;有的则视为洪水猛兽,“背叛老祖宗”。
路威说过:文明是一件东拼西凑的百衲衣,谁也不能夸口什么是他们独家制造的。转借乃是文化史中的重要因子。
学习外国的先进东西,本是很理性很正常的事情。鲁迅先生在《看镜有感》里曾称赞过汉唐气魄,说汉唐就不怕外来的东西,敢于拿来为我所用,就像对待俘虏一样。只有衰败孱弱的民族才神经衰弱,怕这怕那,怕外来的东西把自己俘虏过去。觉醒了的拥有无比深厚无比灿烂辉煌文化历史的中国人民,应该有比汉唐更雄大的气魄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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