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同盟会在日首提三民主义 木板倒坍喻颠覆清朝(1)

　■百年潮 中山樵名留东瀛东 
　　■百年辛亥百媒行 华侨与辛亥革命·日本
　　日本大地震后，位于日本神户的移情阁依然稳立海边。
　　这里是日本唯一一座孙文纪念馆，也是日本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窗外，一桥飞架在雾中；楼里，年月痕迹印木梯。发黄的展品，将现实推开，将历史拉近。
　　照片中那一位位谦谦君子，正是孙中山的刎颈之交。正是他们，令这个弹丸岛国，成为孙中山重要的海外革命开展地，一生赴日16次之多。
　　1896年从伦敦脱险后，孙中山意识到欧洲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不多，他鼓动的号召如同在空谷中冷冷回荡。而日本，“以其地与中国相近，消息易通，便于策划”，何必舍远求近？
　　1897年，他即从欧洲直接登上“印度皇后号”轮船赴日，这里不再是他借道访美的靠岸，而成为了摇动旌旗的起点。
　　在这一年，孙中山仍不能公开身份，因而不能以“孙文”之名行事。一夜，孙中山在一间叫“对鹤馆”的旅馆投宿，日本友人平山周代笔登记住宿。平山周想起刚才经过了一家叫“中山侯爵”的府第，于是先在登记簿上写下“中山”两字，代为姓氏。正当他踌躇不知填何字为名时，孙文接过登记簿，在“中山”下面添上了一个“樵”字，笑称自己是中国的山樵。
　　就这样，孙文开始用“中山樵”的名字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他被革命党人称为“中山先生”，有时在前面加上姓，于是“孙中山”就成为孙文流传最广的名字。
　　尤其在1897年后，孙中山在日本一住就是3年。孙中山的能量，吸引了许多留学生和华侨，他们来自广东、湖北、福建等地，还影响了大批日本民间友人。
　　在移情阁，孙文纪念馆馆长安井三吉也颇为自豪地向我们介绍说：“协助孙中山的神户人就有泷川仪作、松方幸次郎……”
　　1905年，也是孙中山第七次奔赴日本时，他做成了一件大事，在东京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这是中国第一个革命政党。
　　时光荏苒，在10年后的东京秋日下，孙中山又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在挚友梅屋庄吉的家中，他与心爱的女子举行了简朴婚礼，这个新娘便是不惜与父母反目私奔的宋庆龄。
　　一生颠沛流离的他，辗转的路途足以绕地球五六圈，但最终在日本停靠的次数最多，合计侨居9年半之久。
　　最后一次访日，他在日本的声望达到顶峰。1924年11月28日，孙中山在神户高等女子学校作“大亚洲主义”专题学术演讲，呼吁以亚洲王道文化为基础，联合亚洲各民族，解除基于功利强权之霸道文化之西方国家之压迫，以完成亚洲各民族之独立。当演讲散会时，数千听众脱帽欢呼，长达30分钟之久。日本人把这次演说称为“孙中山先生最后的狮子吼”。
　　有人说，在孙中山选择日本的同时，日本响应了孙中山，因为孙中山让他们认识到中日两国同在亚洲，唇亡齿寒，日本岂可袖手旁观。
　　孙中山给日本留下了一个选择：“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详审慎择。”
　　至今，历史的回声一直在叩击，犹如移情阁旁的海涛拍岸。
　　■辛亥风云
　　同盟会在日首提三民主义
　　横滨，这个日语叫Yokohama的城市是静谧的。除了那条著名的横滨中华街，鲜艳的中国红撞击着人的眼球，这条堪称日本甚至亚洲最大中华街总是全城最热闹的。它是具有140年历史的华人居住区，有中华学校、中华会馆、关帝庙等。
　　回溯百余年前，孙中山抵达这个日本最早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也住在乡亲聚居的中华街。经宫崎寅藏介绍，他与华兴会会长黄兴首次会面。两人相见恨晚，推心置腹，冷落了一桌酒菜。
　　木板倒坍喻为颠覆清朝之预兆
　　1905年7月19日至10月7日，孙中山在日本旅居短短两个半月中，发起了对中国革命具有深远影响的举措。此次，他访日目标很明确：将分散的革命力量组成一个大团体，同心协力从事革命工作。
　　乘船抵横滨当日，经宫崎寅藏介绍，孙中山即与华兴会会长黄兴会面。孙中山的主张得到黄兴的赞同，并开始了紧锣密鼓的革命组织筹备工作。
　　1905年7月30日下午，各省革命志士聚集到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黑龙会会所，共同讨论发起新的革命团体问题。孙中山在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并探讨了实行方法，获得一致赞成，并被推为会议主席。
　　有人提议将新成立的组织定名为“对满同志会”。孙中山严肃指出，革命的目标不只在排满，还要反对君主专制创建共和，因此叫“中国革命同盟会”为好。经过讨论，为避免日本政府反对，最终决定删去“革命”二字，正式命名为中国同盟会。
　　黄兴提议“请赞成者立誓约”，孙中山当场挥毫，起草了盟书。
　　离开会场时，会所室内后部的木板忽然倒坍，声如裂帛。孙中山沉着诙谐地说：“此乃颠覆满清之预兆！”大家鼓掌欢呼。
　　首次举起“民族、民权、民生”旗帜
　　在今天，东京是世界上最忙碌繁华的城市，而摩登的年轻人似乎是最活跃的主角。
　　遥想当年，革命者们也如此年轻。
　　1905年8月20日，在东京这个革命的要害之地，中国同盟会经过多方筹备，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当日，出席会员有100余人，其中包括了国内14个省籍的人士，他们一致推选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黄兴为负责执行部的庶务。
　　同盟会选举了各部的主要干部，这批左右股肱，日后将主宰民国的历史。女会员方君瑛担任暗杀部部长。同盟会评议部议长是汪精卫，司法部判事长为邓家彦、检事长为宋教仁。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大会讨论通过了同盟会章程。章程规定，以东京为同盟会本部所在地外，国外再分设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4个支部，国内有东、西、南、北、中5个支部，各省区再成立分会。
　　中国同盟会的影响力从此辐射四方。
　　大会决定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改名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继续出版，宣传革命思想。这一年的11月26日，《民报》在东京正式发行。孙中山在发刊词中第一次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鲜明地举起了三民主义的革命旗帜。
　　中国同盟会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诞生，以昂扬的姿态向历史宣告它的成立，年轻人热血涌动，指点江山。
　　孙中山意气风发：“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事可及身而成矣。”
　　■对话
　　神户孙文纪念馆馆长安井三吉——
　　日支持辛亥革命人名录即将出版
　　日本孙文纪念馆馆长、神户大学名誉教授安井三吉今年非常忙碌。适逢中国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馆的专家们正赶着制作名录，并计划于年底举办专题展览和学术研讨会。
　　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安井三吉在回顾孙中山的日本之旅、与神户的缘分，思考今后中日关系走向之余，他希望，多些中国人到此参观，关注辛亥革命相关展览。
　　南方日报：听说你们在编写日本当时支持辛亥革命的人名录？
　　安井三吉：孙中山先生与神户关系很深，1895年他第一次来日本时，就先踏上神户的土地。我觉得，神户人有责任来编纂这本在日本曾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的人名录。
　　人名录预计将在今年11月出版。我们编写组从外务省等处搜集到约1700人的资料，除去重复的资料，预计还会有上千人编入人名录。另外，华人有800多人。特别惊喜的是，我们在编书过程中发现许多新的资料，会在书中和展览中展现出来。
　　南方日报：这本人名录收录的都是些什么身份的人？
　　安井三吉：除了向孙中山提供过资金等方面援助的日本友人之外，曾为其制作西服的裁缝等普通人的名字也将一并收入名录。我们收录的不仅是人名，更重要的是展示出日本人与孙中山有过怎样的联系。
　　南方日报：这些在日本的友人是怎样帮助孙中山的？
　　安井三吉：在辛亥革命当年，神户的华商们率先解散了保皇的旧商会，成立了新的商会。在这些日本友人中间，有航运商人山上分夷，他用自己的船为孙中山运送起义的武器，也从广州向南京运送军队。
　　辛亥革命之后，山上分夷又在中日政府之间协调关系。孙中山二次革命后，他帮助孙中山在日本神户上岸。松方幸之郎是川崎造船厂也就是川崎重工前身的社长，是孙中山的朋友。荣川义作则是1924年邀请孙中山来作关于“亚洲主义”演讲的人。
　　南方日报：支持孙中山的日本人有什么共同的思想出发点吗？
　　安井三吉：归纳为一句话，就是亚洲主义。在日本明治时期，日本以及亚洲多个国家受到西方国家的压迫，特别是中国、朝鲜、印度和越南。这种相似的境遇令各国的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有强烈的愿望，一定要废除西方欺压亚洲国家的不平等条约。
　　南方日报：孙中山为何选择日本争取革命力量？
　　安井三吉：孙中山1895年第一次来日本是偶然的，因为他之前认识了梅屋庄吉，来到后又认识了宫崎滔天等日本友人，发现彼此有思想共鸣。对方理解他的中国革命事业，在资金和武器上提供了支持。
　　日本离中国很近，孙中山指挥中国革命行动，或者躲避追捕，这里都是十分方便的地点。还有，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都多，革命的基础深厚。日本政府一度也看得不紧，所以他来得频繁。
　　■见证百年
　　移情阁朱镕基亲笔题词
　　淡绿色的移情阁在日光下显得格外美丽，海风吹过百年历史，吹不走曾经的情谊。
　　中式的八角外观，西式的基本建筑架构，日式的工艺构成这移情阁，又雅称“舞子的六角堂”。
　　所谓“移情”，临海而建的雅阁八面窗户各呈一景，移步换景，触景生情，故曰“移情阁”。它承载着孙中山当年访日历史，中日友人欢聚一堂的友谊。
　　孙中山与旅日华侨吴锦堂是好友，移情阁原是吴锦堂的别墅。如今，移情阁成为日本唯一纪念孙中山的博物馆。
　　馆内置有孙中山半身铜像，由廖晖任国务院侨办主任时赠送。玻璃柜中分门别类展示有孙中山的相关资料和其宣传思想。其中展品详细介绍了孙中山16次来神户的情况，并记录了孙中山在日争取革命力量的经历。
　　2000年10月17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到此参观时留下一幅“向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致敬”的题词。朱镕基题词甚少，这一幅弥足珍贵。
　　■专家点评
　　留日学生成为清政府掘墓人
　　为什么孙中山对日本情有独钟呢？除了这里离中国近，有许多了解中国、支持革命的日本友人之外，还有就是有许多热衷革命的中国留学生。
　　南方都市报记者李昶伟为此采访了北京大学中外关系史研究所所长王晓秋。他分析说，甲午战争的炮声，将清政府自我陶醉的美梦震醒。日本这样一个东夷小国，竟然令中国经受了割地、赔款的奇耻大辱，同时也看到其经过明治维新，富国强兵的奇效。从此，中国来日的留学生越来越多。辛亥革命中的很多骨干分子也都是日本留学生，像黄兴、宋教仁等。
　　据他统计，中国留日从1905年到1906年的时候达到高潮，大概有七八千人。
　　这些留学生是怀抱爱国救亡的理想到日本去的，去寻找新的道路，寻找新的思想。他们看到日本的新气象，对比中国的落后，受到了刺激。而且因为中国弱，留学生尊严常会受到伤害。他们的爱国思想、爱国行为，势必逐渐走向革命——如果不把腐败的清政府推翻，中国就没有富强的希望。这些人成为孙中山去宣传革命发动革命的群众基础。
　　孙中山曾说过，辛亥革命的风潮，最初就是留日学生倡导，然后带回国内，才把国内的青年鼓动起来。最早的革命团体同盟会里，除了孙中山不是留日学生外，下面那些领导人、骨干都是留日学生，包括黄兴、宋教仁、胡汉民等，然后他们派到各个省。宣传革命，也是靠留日学生，比如办《民报》，骨干都是留日学生。像章太炎、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写了很多革命的宣传册子，邹容写得《革命军》，影响非常大，鲁迅先生也讲了，千言万语也抵不上邹容《革命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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