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古代官员住房福利限制多 添置家具都被禁(3)

退休离任必须搬出官舍
“屋宇并官所造”，其性质自然是“官舍”了。若从所有制关系上考察，分布在长安居民区里的京朝官住宅中，还有不少与之同类的情况，就是皇帝为表示对大臣关怀，特赐一部分高级官员携眷入住产业属国有的宅第，一般情况下又随居者的调任、贬谪或告老还乡而收回。《大唐新语》卷三记，玄宗即位不久，老宰相李日知自请退休，一旦获准，“及还饰袋，将出居别业”，就是马上退还官舍，搬进其他房子。
《唐语林》卷七记，永宁坊有一幢被风水先生称为“金盏地”的住宅，先后有王锷、韩令弘、史宪诚、李载义等许多大臣住过，可知这都是与职务相关的待遇。当然以“赐第”形式化官为私的也有，不过因改朝换代或获罪受处等原因，亦难保永业。如安禄山得志时，玄宗曾“敕于亲仁坊南街造宅堂”，送给他进京朝见时居住。等他垮台了，房子也就没收了。
小官员居住官舍的情况也有，卢照邻《病梨树赋并序》称：“癸酉之岁（唐高宗咸亨四年，公元673年），余卧病于长安光德坊之官舍”；又谓：听坊内的老居民说，以前鄱阳公主在此住过，名医孙思邈也在此住过。看来另有入住理由，或者只要交房租便可入住也有可能。《长安志》卷八称，北街崇仁坊与尚书省选院（即吏部司）靠近，凡参加考选的官员而在“京城无第宅者，多停憩此（坊）”，想来应有官舍供付费居住，于是“昼夜喧呼，灯火不绝”，恰是机关集体宿舍的景象。
此外，还有一些部门依然保留着官员家属可住机关大院的待遇，各有其特殊缘故。如《东观奏记》称，“故事：京兆尹在私第。崔郢为京兆尹，囚徒逸狱而走，上（即唐宣宗）始命造京兆尹廨宅，京兆尹不得离府。”又如隶属中书省的集贤院，类似中央学术文化中心性质，置有一批高级学士，也专为他们建造了舒适的住宅（《南部新书》），以示尊重人才。再如像御史台、大理寺这类肃纪司法的机构，有关官员亦必须住在衙署内，以防作弊。
家具杂用不许擅自添置
住房以外，官吏住所内的一应家具杂物亦由机关按入住者的身份提供。以明代淳安县署为个案，据《海瑞集·兴革条例》载，知县的家具杂用有六十三种二百余件，县丞、主簿等有六十种，典史仅十九种。洪武时，黄州府有个同知安贞，因“擅造公宇器用”，被部下吏员向按察司检举，按察司又向中央汇报。朱元璋得知后，为安贞开脱，说是：“房宇器用都是公家的，安贞若另迁他官，一样也带不走”（《典故纪闻》卷四）。据此可知，给你多少家具，你就使用多少，私自动用公款添买，就是违犯制度。另外，官员调任或退休时，所有家具杂用，都要按清单归还。
《萍洲可谈》述，王安石从出判江宁府任上自请退休，夫人吴氏把官舍里一张躺习惯的藤床带回了家。未几，“郡吏来索，左右莫敢言”，只好悄悄地向老爷汇报。王安石知道吴夫人“好洁成癖”，自己则以邋遢与她“每不相合”，于是“跣足登床，偃卧良久。吴[夫人]望见，即命送还”。由此可知，官员搬出公房时不得带走任何公家用品，也是历代的规矩，即使贵为宰相，亦不得违犯。
因为缺少专项的建筑和维修基金，又无完备的物业管理（在京都由各部司务厅兼管，在州县由工房兼管），所以在多数时态下，机关住房的条件包括有关生活设备，都很差劲，通常总要隔许多年才得大修一回。
（本文摘自《轻松为官：破解千年隐蔽秩序》，完颜绍元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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