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赵树理质疑:进入社会主义为何农村生活更困难了 (3)

《邪不压正》是赵树理唯一反映土地改革运动的作品。电视剧《赵树理》的剧作者潘保安认为，这是一个令人非常不解的现象：“赵树理对于土改运动，是全身心投入的。1947年8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召开了86天土地会议，赵树理是主席团成员。会后，他作为土改工作团的河北武安县副团长到了武安。他所去的赵庄有7000口人，1万多亩地，相当具有典型性。就在这时，《人民日报》首次赠予赵树理‘农民作家’称号，按说他应该写出关于土改的大作品的！当时周立波写出了《暴风骤雨》，丁玲写出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加上贺敬之、丁毅执笔的集体创作《白毛女》，这3部作品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这是一个世界级的奖项，1950年代初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很为这3部文学作品感到骄傲。赵树理却没有写出这样的作品，他在土改中，只是写了8篇文章，和1部中篇小说《邪不压正》……”

　　即使在《邪不压正》这部小说中，赵树理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的也并非地主阶级，而是地主的帮凶、后来混进村级政权的流氓无产者“小旦”，以及被小旦拉拢，逐步变得流氓化的“坏干部”“小昌”。小说最后，工作团来到了下河村，在整党会上，群众起来揭发小昌、小旦。小昌受到党的处分，而流氓小旦则被群众认请了面目，“再不能叫你像以前那样张牙舞爪了”！

　　但在赵树理后来描写人民公社化的小说《“锻炼锻炼”》里，我们又看到了“张牙舞爪”的流氓村干杨小四。跟小旦相比，杨小四的脸谱涂抹了更多的正面色彩，能更娴熟地运用法律和政权的手段来镇压农民。杨小四的流氓习气，不仅表现在他动不动用“罚款”、“坐牢”和“送乡政府”来欺侮不识字的农民，亦在于他精心设下圈套，一步步引诱农民“犯罪”，然后利用群众的盲目性，开批斗会，从精神和名誉上彻底整垮他眼中的“落后农民”。

　　小说结尾，杨小四如一颗政治新星冉冉升起，可想而知，他以后“张牙舞爪”的机会肯定更多了。

　　虽然赵树理的小说人物多以尉迟村民为原型，但小说里的流氓无产者形象却并非出自这里。1966年5月，“文革”开始，一些造反派多次来到尉迟村，召开批判赵树理的大会。尉迟村原支书马海镇告诉记者：“上面很多人都要看赵树理的家乡人怎么批斗他，但上台发言的社员，刚说了三句，就开始为赵树理表功了。记者一看这些话不能录音，只好拍几张照片回去交差。”

　　但尉迟村村委会写于2003年的回忆赵树理文章《永恒的记忆》，也提供了另一种场景：“当时村里也有一些紧跟形势、红极一时的‘聪明人’，积极配合上级意图，‘义愤填膺，揭得最深，批得最狠’。而在赵树理平反之后，却又摇身一变，大献殷勤，成为最崇敬赵树理的热心人。”

　　文章作者颇为愤慨地写道：“这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变色龙，过去有，现在还有，将来也不会根绝。警惕啊，人们！决不能让社会主义的江山白白断送在他们这帮坏人‘王八蛋’手中！”

　　话糙理不糙。从近年来各地村级选举中爆出的地痞恶霸利用流氓手段操纵选举，当上村官，欺压村民的例子来看，这样的提醒不无道理。

　　建设新农村，农民是主体

　　新型农村的建设并非始自今日，应该说从新中国成立起就开始了。不管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还是人民公社，都是在尝试。但这些建设很少由农民自己作主。不但农民个人作不了主，连村集体也作不了主，而是由公社干部，乃至县、地、省的干部代表国家来指挥，集体被动响应，农民盲目跟随，由此带来了浪费惊人、效率低下和“非驴非马”的建设成果。

　　在沁水县，栽桑养蚕是一项传统副业。1936年全县共有桑树55万株，产叶500万斤，产茧30多万斤，按当时3万农户平均，每户可收入大洋4 元。农谚曰：“每亩地边五株桑，家家都是好时光。”然而，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由于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全县农村在农田基本建设中刨掉桑树200多万株，蚕茧产量由1965年的55.7万斤急剧下降到1971年的37.6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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