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赵树理质疑:进入社会主义为何农村生活更困难了 (4)

赵树理坦诚地说，农业生产所涉及的矛盾，不外“个体与集体”、“集体问题与国家”这两类。个体与集体的矛盾好解决——“无非改造和限制个人资本主义思想的发展，使生产因而提高”。但当出现了集体与国家的矛盾的时候，他就不知道该站在哪一方面说。“错在集体方面的话好说，而错不在集体方面(虽然也不一定错在整个国家方面)的时候，我们便不知如何是好了。”

　　赵树理认为“国家与集体”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在于物质利益的冲突，而在于“生产品及生产过程决定权与所有权的冲突”，即国家管了不该管的事。

　　“国家只要掌握国家及市场所需要的产品，而不必也不可能连集体内部自给的部分及其生产、生活的全面安排完全掌握起来。”赵树理说，“农业合作化以来，国家工作人员(区、乡干部)对农村工作逐渐深入是好事，但管得过多过死也是工作中的毛病——会使直接生产者感到处处有人掣肘，无法充分发挥其集体生产力。例如为每个社员具体规定每种作物的详细亩数(谷子、玉米、高粱、豆子、小麦、花生、芝麻……无所不定)。规定下种斤数、定苗尺寸，规定积肥、翻地等具体时间，规定每种作物的产量等等，都会使直接生产者为难——因为情况千差万别，怎样作生产的全面布置才能得到最多的产量，区乡干部大多数不如社干部知道得多，但社干部为了要照区、乡的规定办事，只好放弃较有把握争取最高产的计划。”

　　区乡干部听的是县里的，县里听的是地区的，地区听的是省里的。每一层级的干部都只对上面负责，按照上面的要求召集会议作报告、下达指标、批方案、要数字、造表册，而对农业生产最有发言权的农民，无人理睬他们的意见。上面每天打电话要追肥、锄苗的亩数，完不成就一直催，直催到报够了为止，管理区干部怕担落后之名，只好报一个像样而并不确实的数字。

　　自称“通天彻地干部”的赵树理，每碰上这种情况，大体采取两种办法，一是说服区、乡领导者根据实际情况要求实际效率，另一个办法则是默许社干们阳奉阴违。

　　赵树理也不断地向上级领导反映工作中的这些问题。但是领导往往不先考虑问题本身，而先来打通他的思想：“同志！你所谈的情况也不是没有的，不过是暂时的，局部的，是个别的或很少一部分落后群众的思想表现，是某些同志方法上的疏忽……”领导越这样说，赵树理越着急——他觉得能否打通他的思想才是个个别问题，最遗憾的是他所要反映的那个重要问题又被搁置了。

　　何况像赵树理这样敢于直言的干部竟是少数。当时基层干部普遍缺乏调查研究的精神和向党说老实话的精神。而那些瞎指挥的干部，又并不认为他的指挥是错的，“可是他越认真，坏的事就越大”。

　　由于瞎指挥而闹出的笑话数不胜数：某社因完不成上级规定的小麦播种亩数，只好拔掉未成熟的棉花来赶种，来年一共收了210斤。而如果不这样赶，等棉花熟后来年种单季谷子，可产300斤，或种单季玉米也可产400斤。某地为了开水渠，全村老幼“战严寒”，提出“雪下三尺不收兵”的口号，由于土面上冻结8寸厚的盖子，光揭盖子耗去的工就等于挖土方的一半，最后因为揭的还没有冻的快才停下来。晋东南有一个村在山头上，没有电，没有铁管，而用四方木匣子，用铁箍箍起来，接了10节，每节两人高，抽上去的水只能浇5亩地，实在是划不来的事。有的地方开渠引水，淹了、毁了的地比浇上的地还多……

　　1959年，赵树理给《红旗》杂志写了《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认为公社应当放权，不要什么都管；在生产任务、交换、分配、消费等问题上，国家只要管住市场所需的农产品这一块就行了，而不必管得那么细，甚至连生产队的牲畜、社员穿衣吃粮都管了，这是违背规律的。

　　这篇文章被正苦苦寻觅“右倾思想”代表的陈伯达候个正着，赵树理的文章被转到中国作家协会，当作“右倾思想”的代表进行批判。阳城县委有人整理了“赵树理右倾言行”，上报山西省委和中央。虽然1962年中国作协在大连会议上给赵树理平反，认为对他的批判是错误的。但是此后不到两个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阶级斗争学说”，又完全否定了大连会议精神，赵树理连为农民代言的权利也渐渐失去了。

　　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赵树理在劫难逃。1967年，他的山西老乡，已到中央担任领导职务的陈永贵，在《山西日报》上撰文宣称：“赵树理是贫下中农的死敌！”

　　赵树理是个忠诚的党员，但他试图抵挡的是当时领袖的号召和中央制订的政策，这对他是个无比沉重的压力。是违心地屈从上级组织的要求，还是坚定地站在客观立场上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赵树理选择了后者，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石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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