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历史背景，问题的严重性更加凸显。
按照清朝体制，各部设满汉尚书各一员。1906年11月6日宣布实行新官制，11个部的尚书，实际是汉族4人，蒙古1人，满族6人。满汉比例为六比四。而历时五年，组成的所谓责任内阁，满汉比例变为八比四，不进反退！
对于这样的倒行逆施，民间团体和社会精英们竭力设法挽救，希望朝廷回心转意。
“辛亥四月，颁布内阁官制，设立新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五月，谘议局联合会复上书请愿，以内阁宜实负责任，总理宜不任懿亲，请另简大员，组织内阁。呈由都察院代奏，不报。……六月，饬改订资政院院章。是月，谘议局联合会复请另行组织内阁，朝旨以用人系君主大权，议员不得干预斥之。”（伧父：《立宪运动之进行》，《东方杂志》第九卷七号。）
两次上书被斥为越权。
政权开放，拓宽公民参政的途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500万满族继续霸占政权，意味着四亿汉族参政路径非常狭窄。各界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期望落空了，特别是稳健的社会精英——主张和平改革的立宪派绝望了，迫使他们走上与革命力量携手共进的道路，中国从此多事矣！
问：难怪武昌起义与半年前的黄花岗之役不同，一下子就全国响应，各省纷纷宣布“独立”。
袁：社会精英——知识阶层和士绅早就被激怒了。
知识阶层和士绅企盼政治体制改革，集中表现在1910年年初开始的整整一年的各地请开国会运动。
1910年在各省谘议局代表先后组织的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后更名为国会请愿同志会）和各省谘议局联合会领导下，连续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请开国会运动。
1月16日，第一次请愿。
6月16日第二次请愿，由不同团体分别递交了十份请愿书，签名人数高达三十万人。
10月7日至9日，第三次请愿进入高潮，一些青年学生甚至割下自己的肉、切下自己的手指为代表送行。而10月5日，云贵总督李经羲、湖广总督瑞澂联合致电各省督抚征求先设内阁以立主脑，开国会以定人心之意见；并于10月25日由15位督抚、将军联名上奏，请立即组织内阁，明年（1911年）开设国会。其他督抚也纷纷上奏理出同样的要求。10月3日正式开会的资政院，也于10月22日议决上奏，请速开国会。在朝野各方结合的巨大压力下，清廷不得不于11月4日下诏宣布着手组织内阁、编订宪法，提前于1913年开设议院。在清政府看来，这似乎是很大的恩典了，与立宪派的要求只差两年。但这个短短的时间差，却要了大清帝国的命。
与此同时，清政府下令不准继续请愿，并命各省请愿代表即日散归；同时禁止报刊刊登有关消息，禁止发表评论。
可是，这并没有吓到各地群众。从1910年12月4日至1911年1月中旬，以东北和直隶为中心兴起第四次请愿运动，四川、江西、湖北等地纷纷响应。冲在前面的是奉天（辽宁）的学生，12月4日，5000余学生手执“请开国会”的旗帜游行到督署，派出代表向总督锡良哭诉：“东三省就要亡了，非即开国会不能保存。”12月6日，奉天两万余人大请愿，一位报纸编辑断指血书大旗，谘议局议长吴景濂等痛哭跪地要求总督锡良代奏，与会群众在高呼“大清帝国万岁”、“皇帝万岁”、“国会万岁”的同时，也哭声震地，令锡良也感动落泪，答应代奏的要求。
这几次请愿运动说明什么？
1.救亡呼唤启蒙。
这个时期要求民主、立宪的呼声如此强烈，直接原因不外两条：一是列强咄咄逼人。1910年，日本宣布“日韩合邦”，把韩国吞下去了；与此同时，日本和俄国订立密约划分在满洲的势力范围。另一是义和团事件后，清廷的腐朽已暴露无遗，救国的途径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2.当时的士绅、商人、学生、市民的政治认识已经达到十分难得的高度。
随着经济发展和思想启蒙的进展，知识阶层的公民权利意识日益觉醒，自由、民主、法治已经成为舆论的最强音。从请开国会运动他们提出的要求中，可以看出当时知识阶层特别是社会精英达到的思想高度：除了继续督促朝廷早日召集国会外，还要求开放党禁，并着手组织政党；要求参与宪法的制定；要求年内成立新内阁；要求各地继续向国民灌输宪政知识，启迪民智。
他们不是说说而已，并且积极行动。有些人提出“国会不开，各省谘议局不得承认新租税”；原定募集的赎回外债基金和支持建设海军的募款也停止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动向，与先进国家民主革命前夕十分接近。
面对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清政府虽然被迫宣布提前三年于1913年开国会，但基本态度则是坚决镇压。
先是不准上访，把上访者赶出北京。1910年12月23日的圣旨指示：“著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立即将此项人等迅速送回原籍……不准在京逗留。”
二是公开恐吓和压制：“学堂学生，历练未深，本不准干预国家政治……倘再有前项情事，立即从严惩办，并将办学人员一并重处，以儆其余。”（《清末筹备立宪史料》下册第652～653页。）
三是秘密逮捕。清政府下令侦查请愿领导人，“稍有可疑，即行密拿请惩。”直隶总督即于1911年1月7日下令逮捕直隶请愿同志会会长温世霖；第二天又玩弄指鹿为马的手法，密电朝廷诬指温世霖是“乡里无赖”，“结众敛钱”，“意图煽动”，应发配新疆，严加管束！9日，清廷立予批准。（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329～330页。）
四是一意孤行，把权力死死握在自己手中。在强硬镇压下，群众请愿短暂沉寂；4月27日的广州起义也以七十二烈士血染街头告终。清政府志得意满，甘冒天下大不韪，十天后便宣布组成“责任内阁”——皇族内阁。
政治体制改革重要的内容是现代政府机构和他们的运作方式彻底转变：机构由专制统治者颐指气使的工具，转变为分权制约、并接受公民严格监督的机关；由统治机关转变为服务机构；由信息垄断者转变为信息的提供者和开放者。这三个转变早就应该开始了，但从当时的实际操作的情形看，见不到任何转变的迹象。一切仍然取决于“上谕”，内阁无所作为。如此不堪的所谓“责任内阁”，实际仍然视之为最高统治者比军机处还不如的幕僚。
面对这样的情况，哪能不绝望？
拖延政治体制改革的另一严重的后果之一是激发了汉族浓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满族统治者统治260多年，仍然没有消除民族隔膜，是由他们实行满蒙贵族处处优先的制度带来的恶果。统治型政府拒绝转型，又加重了汉族各界厌弃满族统治者的情绪。
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后，各地摧枯拉朽，纷纷宣告“独立”，那是对朝廷绝望的谘议局与革命党人合作的结果。他们在各省联手，成立“大汉军政府”。
武昌起义后，武汉军政府通告各省，开宗明义就说：
“满洲以东胡贱种，入主中原，残德相沿，几三百载，淫威虐政，未遑具论；然以神明华胄，而戴此犬羊余孽以为宗主，是亦旷世之奇羞，绝代之巨耻也。”（《武汉军政府通告各省文》，《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三第261页，国史馆1996年台北版。）
大部分省份发表的文告大同小异；华夷之辨的气息非常浓烈。
这是辛亥革命思想基础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值得庆幸的是，建立了汉族为主的政权后，早已在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占据绝对优势的汉族，理性地对待满族，很快转换语言，众口一声主张“五族共和”，除少数几个地方外，避免了民族冲突。
与民意背道而驰，清政府自己点燃了革命导火索。
关键字： 内容标签：倒行逆施,催命,帝国,两道,大清,错误倒行逆施 催命 帝国 两道 大清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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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清朝体制，各部设满汉尚书各一员。1906年11月6日宣布实行新官制，11个部的尚书，实际是汉族4人，蒙古1人，满族6人。满汉比例为六比四。而历时五年，组成的所谓责任内阁，满汉比例变为八比四，不进反退！
对于这样的倒行逆施，民间团体和社会精英们竭力设法挽救，希望朝廷回心转意。
“辛亥四月，颁布内阁官制，设立新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五月，谘议局联合会复上书请愿，以内阁宜实负责任，总理宜不任懿亲，请另简大员，组织内阁。呈由都察院代奏，不报。……六月，饬改订资政院院章。是月，谘议局联合会复请另行组织内阁，朝旨以用人系君主大权，议员不得干预斥之。”（伧父：《立宪运动之进行》，《东方杂志》第九卷七号。）
两次上书被斥为越权。
政权开放，拓宽公民参政的途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500万满族继续霸占政权，意味着四亿汉族参政路径非常狭窄。各界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期望落空了，特别是稳健的社会精英——主张和平改革的立宪派绝望了，迫使他们走上与革命力量携手共进的道路，中国从此多事矣！
问：难怪武昌起义与半年前的黄花岗之役不同，一下子就全国响应，各省纷纷宣布“独立”。
袁：社会精英——知识阶层和士绅早就被激怒了。
知识阶层和士绅企盼政治体制改革，集中表现在1910年年初开始的整整一年的各地请开国会运动。
1910年在各省谘议局代表先后组织的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后更名为国会请愿同志会）和各省谘议局联合会领导下，连续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请开国会运动。
1月16日，第一次请愿。
6月16日第二次请愿，由不同团体分别递交了十份请愿书，签名人数高达三十万人。
10月7日至9日，第三次请愿进入高潮，一些青年学生甚至割下自己的肉、切下自己的手指为代表送行。而10月5日，云贵总督李经羲、湖广总督瑞澂联合致电各省督抚征求先设内阁以立主脑，开国会以定人心之意见；并于10月25日由15位督抚、将军联名上奏，请立即组织内阁，明年（1911年）开设国会。其他督抚也纷纷上奏理出同样的要求。10月3日正式开会的资政院，也于10月22日议决上奏，请速开国会。在朝野各方结合的巨大压力下，清廷不得不于11月4日下诏宣布着手组织内阁、编订宪法，提前于1913年开设议院。在清政府看来，这似乎是很大的恩典了，与立宪派的要求只差两年。但这个短短的时间差，却要了大清帝国的命。
与此同时，清政府下令不准继续请愿，并命各省请愿代表即日散归；同时禁止报刊刊登有关消息，禁止发表评论。
可是，这并没有吓到各地群众。从1910年12月4日至1911年1月中旬，以东北和直隶为中心兴起第四次请愿运动，四川、江西、湖北等地纷纷响应。冲在前面的是奉天（辽宁）的学生，12月4日，5000余学生手执“请开国会”的旗帜游行到督署，派出代表向总督锡良哭诉：“东三省就要亡了，非即开国会不能保存。”12月6日，奉天两万余人大请愿，一位报纸编辑断指血书大旗，谘议局议长吴景濂等痛哭跪地要求总督锡良代奏，与会群众在高呼“大清帝国万岁”、“皇帝万岁”、“国会万岁”的同时，也哭声震地，令锡良也感动落泪，答应代奏的要求。
这几次请愿运动说明什么？
1.救亡呼唤启蒙。
这个时期要求民主、立宪的呼声如此强烈，直接原因不外两条：一是列强咄咄逼人。1910年，日本宣布“日韩合邦”，把韩国吞下去了；与此同时，日本和俄国订立密约划分在满洲的势力范围。另一是义和团事件后，清廷的腐朽已暴露无遗，救国的途径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2.当时的士绅、商人、学生、市民的政治认识已经达到十分难得的高度。
随着经济发展和思想启蒙的进展，知识阶层的公民权利意识日益觉醒，自由、民主、法治已经成为舆论的最强音。从请开国会运动他们提出的要求中，可以看出当时知识阶层特别是社会精英达到的思想高度：除了继续督促朝廷早日召集国会外，还要求开放党禁，并着手组织政党；要求参与宪法的制定；要求年内成立新内阁；要求各地继续向国民灌输宪政知识，启迪民智。
他们不是说说而已，并且积极行动。有些人提出“国会不开，各省谘议局不得承认新租税”；原定募集的赎回外债基金和支持建设海军的募款也停止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动向，与先进国家民主革命前夕十分接近。
面对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清政府虽然被迫宣布提前三年于1913年开国会，但基本态度则是坚决镇压。
先是不准上访，把上访者赶出北京。1910年12月23日的圣旨指示：“著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立即将此项人等迅速送回原籍……不准在京逗留。”
二是公开恐吓和压制：“学堂学生，历练未深，本不准干预国家政治……倘再有前项情事，立即从严惩办，并将办学人员一并重处，以儆其余。”（《清末筹备立宪史料》下册第652～653页。）
三是秘密逮捕。清政府下令侦查请愿领导人，“稍有可疑，即行密拿请惩。”直隶总督即于1911年1月7日下令逮捕直隶请愿同志会会长温世霖；第二天又玩弄指鹿为马的手法，密电朝廷诬指温世霖是“乡里无赖”，“结众敛钱”，“意图煽动”，应发配新疆，严加管束！9日，清廷立予批准。（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329～330页。）
四是一意孤行，把权力死死握在自己手中。在强硬镇压下，群众请愿短暂沉寂；4月27日的广州起义也以七十二烈士血染街头告终。清政府志得意满，甘冒天下大不韪，十天后便宣布组成“责任内阁”——皇族内阁。
政治体制改革重要的内容是现代政府机构和他们的运作方式彻底转变：机构由专制统治者颐指气使的工具，转变为分权制约、并接受公民严格监督的机关；由统治机关转变为服务机构；由信息垄断者转变为信息的提供者和开放者。这三个转变早就应该开始了，但从当时的实际操作的情形看，见不到任何转变的迹象。一切仍然取决于“上谕”，内阁无所作为。如此不堪的所谓“责任内阁”，实际仍然视之为最高统治者比军机处还不如的幕僚。
面对这样的情况，哪能不绝望？
拖延政治体制改革的另一严重的后果之一是激发了汉族浓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满族统治者统治260多年，仍然没有消除民族隔膜，是由他们实行满蒙贵族处处优先的制度带来的恶果。统治型政府拒绝转型，又加重了汉族各界厌弃满族统治者的情绪。
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后，各地摧枯拉朽，纷纷宣告“独立”，那是对朝廷绝望的谘议局与革命党人合作的结果。他们在各省联手，成立“大汉军政府”。
武昌起义后，武汉军政府通告各省，开宗明义就说：
“满洲以东胡贱种，入主中原，残德相沿，几三百载，淫威虐政，未遑具论；然以神明华胄，而戴此犬羊余孽以为宗主，是亦旷世之奇羞，绝代之巨耻也。”（《武汉军政府通告各省文》，《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三第261页，国史馆1996年台北版。）
大部分省份发表的文告大同小异；华夷之辨的气息非常浓烈。
这是辛亥革命思想基础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值得庆幸的是，建立了汉族为主的政权后，早已在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占据绝对优势的汉族，理性地对待满族，很快转换语言，众口一声主张“五族共和”，除少数几个地方外，避免了民族冲突。
与民意背道而驰，清政府自己点燃了革命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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