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皇帝所处的时代正是明朝政权或者走向鼎盛，或者走向衰退的时代，而他恰恰又是一个体弱多病且在子嗣上出了一些问题的皇帝，这在某种意义上影响着明朝的国家走向。
嘉靖十三年九月，这时的嘉靖皇帝年仅28岁，却因病连续一个月没有上朝。而在这之前，更因为身体问题，嘉靖皇帝已经连续两年没有亲自祭天了。当然，说是两年，其实也就是两次。每年的冬至日，皇帝得到北京南郊的天坛祭天。嘉靖皇帝对这两件事情一并作了解释，这个解释记载在《明世宗实录》中，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朕自幼多病，每次发病，总要持续五到七天才见好。这些年来，朕的身体更不如前，已经两年没有去祭天了。本想好好进行调整，以便来年身体好转，能亲自祭天。但近来病情不但没有减轻，反倒加重了；咳嗽多痰，夜不能寐，所以一个月都没法上朝。
嘉靖皇帝的这个解释是说得过去的。它也更能说明，嘉靖皇帝为什么那么在乎别人对他的态度，特别是别人对他父母亲的态度。试想这样一个隔三岔五就要病一次，一病就要七八天才见好的孩子，父母亲要花多少精力在他身上。特别是已经有三个孩子因为体弱多病而死，那么他们对这个“硕果仅存”的孩子又该是怎样的操心和劳神？
皇帝因病连续一个月不上朝，这并不少见。但连续两年不祭天，在嘉靖朝之前的明朝却是前所未有。即使是不守规矩的正德皇帝，也只是因为正德十五年南巡滞留南京而耽误了一次，尽管因为在淮安落水，一病不起，但回到北京后还是补行了第二年的祭天礼。可见这祭天的重要性。因为皇帝自称天子，俗话说“君权神授”，你既然是上天的儿子，如果连祭天这样重大的事情都不亲自去做，皇帝也就缺乏基本的为人子、为人父的品质了，这皇位的合法性也就值得怀疑。所以《大明集礼》中有“天子之礼，莫大于事天”的戒条。皇帝不祭天不事天，就是大不孝。你皇帝如此不孝，还指望臣民为你尽忠吗？所以嘉靖皇帝要一再声明不是自己不想亲自祭天，而实在是身体虚弱，无法成行。
事实上，嘉靖皇帝既然是以“议礼”而建立自己的统治权威，那么在祭天的问题上他是不含糊的，不但不含糊，而且积极性特别高。从嘉靖元年到九年，当时还是每年的孟春同祭天地于南郊，嘉靖皇帝每次都是亲自为之。但当在“大礼议”中挫败了杨廷和等人之后，嘉靖皇帝便更热衷于改革礼制。于是在嘉靖九年，他力排众议，恢复洪武初年的冬至祭天、夏至祭地的所谓天地分祭制度。他的理由是，父亲是天、母亲是地，所以都要分开祭祀。其实这分不分开，都是最高统治者一句话的事情。
明朝建立的时候，天地是分祀的。后来明太祖朱元璋把天地合在一起祭祀，所说的理由则是父亲和母亲本来就应该生活在一起，怎么能够分开呢？就这一句话，合了。而现在也就是嘉靖皇帝的一句话，就分了。忙碌的却是为皇帝的决定提供依据的礼部官员们。他们引经据典，吵得不亦乐乎。皇帝一句话，就是结论，于是大家都称赞他的决定才是最英明的，并且乐此不疲地为这个英明决策寻找理论依据。
自己制定的规矩，自己就得做。所以在嘉靖九年及此后的嘉靖十年、十一年的冬至日，嘉靖皇帝都亲自到南郊祭天。但嘉靖十二年、十三年的冬至，都因为身体原因而没有亲自祭天，所以，造成的舆论压力就十分大。所以他要反复作出解释。
皇帝和普通人一样，有病就应该治疗，这本来是件十分平常的事情。但是，给皇帝治病和给普通人治病，却不一样。普通人病了，郎中望、闻、问、切，然后开出药方，进行治疗，目的很单一，就是把病治好。但皇帝却不同，他病了，专门给他治病的郎中，当时叫“御医”，也要望、闻、问、切，也要开出药方，也要对他进行治疗把病治好，但目的却不仅如此，原因就出在他有众多的嫔妃这个问题上。
这个问题又得分两个方面来看。
一方面当然是皇帝自己。身体不好，体弱多病，那就应该好好调养，不要有过多的欲望。但满眼都是秀色，处处都是诱惑，嘉靖皇帝自己就把握不住了。唯一能够管住他的是皇后，但嘉靖皇帝脾气怪僻，皇后也管不住他，也不敢管他。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是那些年轻美貌的嫔妃，谁又愿意守着一个专心养病的皇帝？她们也希望皇帝能够身体强壮。
这两个方面的需要，都只有寄托在一种人的身上，哪种人？就是既能给皇帝治病又能让皇帝迅速强壮的人，哪怕是假强壮、外强中干的强壮也行。而这种人也十分现成，他们就在皇帝的身边。不在皇帝身边也不要紧，一道旨意下去，相隔千山万水也得把他们召来。于是就出现了两个最能让体弱多病的嘉靖皇帝满意的人，一个叫邵元节，一个叫陶仲文。
邵元节是江西贵溪人，是龙虎山上清宫的道士。在当时，江西贵溪县龙虎山的上清宫可是了不起的地方，是天师道的“祖庭”，世代相传的张天师就住在上清宫，总领天下道教。所以这个贵溪也就以盛产道士而著名，邵元节就是当时龙虎山最著名的道士之一。人们相信他能祈雨、祈雪，也相信他能治病，特别是能治疗不育症。不仅如此，这个邵元节还有政治头脑。正德时，宁王在南昌谋反，派人用厚礼请邵元节，邵元节硬是托故不往。
嘉靖皇帝即位后，身体不好，有人便向他推荐邵元节。邵元节应召来到北京后，立即得到嘉靖皇帝的接见，被安排在当时北京最著名的道观之一显灵宫居住，专门掌握皇家的祭祀祷告。
尽管文官们对嘉靖皇帝宠信邵元节十分不满，但邵元节绝非浪得虚名。首先，这位邵元节一定是位气象学家。有一段时间北京该下雨的季节没有雨、该下雪的时候不下雪，但经过邵元节的祈祷，雨雪竟然就下了。当然，这雨雪绝非是邵元节能够“祈祷”而来的，但至少他预测到了下雨下雪的时间，所以选择了适当的时间祈雨祈雪，这就有些像我们现在诠释《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借东风一般。其次，邵元节一定是位男子不育症的治疗专家。嘉靖皇帝15岁即位后，尽管后宫佳丽三千，却没有一个能够给他生儿子，连女儿也没有。但自从按照邵元节的要求调节身体、崇信道教之后，当然，也是吃了邵元节配制的药物之后，三年的时间一过去，嘉靖皇帝竟然是“皇子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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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十三年九月，这时的嘉靖皇帝年仅28岁，却因病连续一个月没有上朝。而在这之前，更因为身体问题，嘉靖皇帝已经连续两年没有亲自祭天了。当然，说是两年，其实也就是两次。每年的冬至日，皇帝得到北京南郊的天坛祭天。嘉靖皇帝对这两件事情一并作了解释，这个解释记载在《明世宗实录》中，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朕自幼多病，每次发病，总要持续五到七天才见好。这些年来，朕的身体更不如前，已经两年没有去祭天了。本想好好进行调整，以便来年身体好转，能亲自祭天。但近来病情不但没有减轻，反倒加重了；咳嗽多痰，夜不能寐，所以一个月都没法上朝。
嘉靖皇帝的这个解释是说得过去的。它也更能说明，嘉靖皇帝为什么那么在乎别人对他的态度，特别是别人对他父母亲的态度。试想这样一个隔三岔五就要病一次，一病就要七八天才见好的孩子，父母亲要花多少精力在他身上。特别是已经有三个孩子因为体弱多病而死，那么他们对这个“硕果仅存”的孩子又该是怎样的操心和劳神？
皇帝因病连续一个月不上朝，这并不少见。但连续两年不祭天，在嘉靖朝之前的明朝却是前所未有。即使是不守规矩的正德皇帝，也只是因为正德十五年南巡滞留南京而耽误了一次，尽管因为在淮安落水，一病不起，但回到北京后还是补行了第二年的祭天礼。可见这祭天的重要性。因为皇帝自称天子，俗话说“君权神授”，你既然是上天的儿子，如果连祭天这样重大的事情都不亲自去做，皇帝也就缺乏基本的为人子、为人父的品质了，这皇位的合法性也就值得怀疑。所以《大明集礼》中有“天子之礼，莫大于事天”的戒条。皇帝不祭天不事天，就是大不孝。你皇帝如此不孝，还指望臣民为你尽忠吗？所以嘉靖皇帝要一再声明不是自己不想亲自祭天，而实在是身体虚弱，无法成行。
事实上，嘉靖皇帝既然是以“议礼”而建立自己的统治权威，那么在祭天的问题上他是不含糊的，不但不含糊，而且积极性特别高。从嘉靖元年到九年，当时还是每年的孟春同祭天地于南郊，嘉靖皇帝每次都是亲自为之。但当在“大礼议”中挫败了杨廷和等人之后，嘉靖皇帝便更热衷于改革礼制。于是在嘉靖九年，他力排众议，恢复洪武初年的冬至祭天、夏至祭地的所谓天地分祭制度。他的理由是，父亲是天、母亲是地，所以都要分开祭祀。其实这分不分开，都是最高统治者一句话的事情。
明朝建立的时候，天地是分祀的。后来明太祖朱元璋把天地合在一起祭祀，所说的理由则是父亲和母亲本来就应该生活在一起，怎么能够分开呢？就这一句话，合了。而现在也就是嘉靖皇帝的一句话，就分了。忙碌的却是为皇帝的决定提供依据的礼部官员们。他们引经据典，吵得不亦乐乎。皇帝一句话，就是结论，于是大家都称赞他的决定才是最英明的，并且乐此不疲地为这个英明决策寻找理论依据。
自己制定的规矩，自己就得做。所以在嘉靖九年及此后的嘉靖十年、十一年的冬至日，嘉靖皇帝都亲自到南郊祭天。但嘉靖十二年、十三年的冬至，都因为身体原因而没有亲自祭天，所以，造成的舆论压力就十分大。所以他要反复作出解释。
皇帝和普通人一样，有病就应该治疗，这本来是件十分平常的事情。但是，给皇帝治病和给普通人治病，却不一样。普通人病了，郎中望、闻、问、切，然后开出药方，进行治疗，目的很单一，就是把病治好。但皇帝却不同，他病了，专门给他治病的郎中，当时叫“御医”，也要望、闻、问、切，也要开出药方，也要对他进行治疗把病治好，但目的却不仅如此，原因就出在他有众多的嫔妃这个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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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当然是皇帝自己。身体不好，体弱多病，那就应该好好调养，不要有过多的欲望。但满眼都是秀色，处处都是诱惑，嘉靖皇帝自己就把握不住了。唯一能够管住他的是皇后，但嘉靖皇帝脾气怪僻，皇后也管不住他，也不敢管他。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是那些年轻美貌的嫔妃，谁又愿意守着一个专心养病的皇帝？她们也希望皇帝能够身体强壮。
这两个方面的需要，都只有寄托在一种人的身上，哪种人？就是既能给皇帝治病又能让皇帝迅速强壮的人，哪怕是假强壮、外强中干的强壮也行。而这种人也十分现成，他们就在皇帝的身边。不在皇帝身边也不要紧，一道旨意下去，相隔千山万水也得把他们召来。于是就出现了两个最能让体弱多病的嘉靖皇帝满意的人，一个叫邵元节，一个叫陶仲文。
邵元节是江西贵溪人，是龙虎山上清宫的道士。在当时，江西贵溪县龙虎山的上清宫可是了不起的地方，是天师道的“祖庭”，世代相传的张天师就住在上清宫，总领天下道教。所以这个贵溪也就以盛产道士而著名，邵元节就是当时龙虎山最著名的道士之一。人们相信他能祈雨、祈雪，也相信他能治病，特别是能治疗不育症。不仅如此，这个邵元节还有政治头脑。正德时，宁王在南昌谋反，派人用厚礼请邵元节，邵元节硬是托故不往。
嘉靖皇帝即位后，身体不好，有人便向他推荐邵元节。邵元节应召来到北京后，立即得到嘉靖皇帝的接见，被安排在当时北京最著名的道观之一显灵宫居住，专门掌握皇家的祭祀祷告。
尽管文官们对嘉靖皇帝宠信邵元节十分不满，但邵元节绝非浪得虚名。首先，这位邵元节一定是位气象学家。有一段时间北京该下雨的季节没有雨、该下雪的时候不下雪，但经过邵元节的祈祷，雨雪竟然就下了。当然，这雨雪绝非是邵元节能够“祈祷”而来的，但至少他预测到了下雨下雪的时间，所以选择了适当的时间祈雨祈雪，这就有些像我们现在诠释《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借东风一般。其次，邵元节一定是位男子不育症的治疗专家。嘉靖皇帝15岁即位后，尽管后宫佳丽三千，却没有一个能够给他生儿子，连女儿也没有。但自从按照邵元节的要求调节身体、崇信道教之后，当然，也是吃了邵元节配制的药物之后，三年的时间一过去，嘉靖皇帝竟然是“皇子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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