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顾炎武与西学东渐

西学东渐，天文历学是一个突破口。随着传教士进入中国，西方历学也日渐产生影响。明末清初的许多人士对此看法相左，有的认为应该坚守传统历法，予以排斥，有的则认为可以全盘接受西历，舍弃中历。作为一位博通古今的大儒，顾炎武先生是什么态度呢？
众所周知，顾炎武治学，始终以“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为宗旨。“博学以文，行己有耻”是他立身的准则，“经世致用”是他进行学术研究最响亮的口号，“行千里路，读万卷书”贯穿了他颠沛流离的一生。他不仅博览群书，还坚持骑马作实地考察。在天文历算、方舆地理、语言文字、金石考古、经史百家、典章制度、农田水利、赋役贸易、军事谋略诸方面，都有深刻的研究。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等著作，便是给后人留下的百科全书。
明清之际，受西学影响，诞生了以徐光启、薛凤祚、王锡阐、梅文鼎为代表的中国天文学家。耐人寻味的是，顾炎武先生与当时有“南王北薛”之称的王锡阐、薛凤祚交谊甚笃，尤其是吴江人王锡阐，顾炎武十分钦佩，与之有大量书信往来，还写下不少诗文。在《广师》一文中，他列出了十位自叹不如的可师之人，把王锡阐列为第一位，有“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王锡阐字寅旭）”的句子。
读《王锡阐年谱》，我们不难发现，清康熙七年（公元１６６８）九月，是顾炎武将师从西方天文学家、波兰人穆尼阁的薛凤祚，推荐给了四十一岁的王锡阐，称赞薛凤祚是“东州宿望，学无不窥，尤邃天官家言”。王锡阐立即写信给比自己年长近三十岁的薛凤祚，虚心讨教，“以疑数端，请正高明”，并与之商榷自己预测的一次月食和一次日食。同时表示，很欣赏薛凤祚关于占候、推步、制器的著作，恳请“从鸿便附宁翁（即顾炎武）处”。两位天文历学家之间的友谊，是顾炎武架设的桥梁。
顾炎武与薛凤祚相识于济南。清康熙十年（１６７１年），清帝诏令天下修志，以汇成《大清一统志》。顾炎武于康熙十二年四月来到德州，参与修订《德州志》。八月，又到济南山东通志局参与修订《山东通志》，主修“古迹山川”，而薛凤祚主修“天文分野”，张尔歧主修“济南以北人物”。这是山东史学界的一件盛事。
薛凤祚对读经入仕不感兴趣，他先是向当时的学者魏文魁学习天文历算方法，后来受业于意大利传教士、天文学家罗雅各，开始研究西学。在与波兰人穆尼阁的交往中，学习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并合作进行了西方科学的翻译介绍工作。他博闻强记，懂得多种西方语言文字，深得中西数学、天文之精要，成为一位学贯中西、以历算知名海内的天文学家。薛凤祚最重要的著述，是会通中西所作的《历学会通》。其天文学理论主要取自穆尼阁的《天步真原》，但以中国传统的１００分为１度的划分法，取代了西方的６０进位制。
与薛凤祚一样，王锡阐也刻苦钻研西方历法，接受西方科学知识。中、西两种历法，原理深奥，不经过专门传授是很难掌握的，王锡阐却“无师授自通大意”。他治学态度严谨，主张研究天文以实践为主，当观测结果和计算不一致时，必须寻找“致差之故”；相一致时，又必须考虑“恐有偶合之缘”，反复观察和计算，以求精确。在对中西历法的研究中，他注意吸收、借鉴西历的先进之处，然而并不盲从，终于成为首屈一指的大家。
明亡以后，包括顾炎武在内的许多明代遗民深感亡国之痛，拿出自我批评精神，试图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寻找明朝覆亡的原因——其中当然也包括学术思想的原因。他们抨击空谈性理的阳明心学，不遗余力地主张经世致用。顾炎武先生不仅与薛凤祚、王锡阐相友善，还鼓励学生潘耒以王锡阐为师，且协助他作学术研究，整理遗稿，这至少说明他接受了西学东渐。用今天的话说，顾炎武先生也是开放的。（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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