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陈圆圆的最终归宿（2）

王思训还写过一首《圆圆歌》：  

东海真珠溷泥滓，多情直为将军死。  
将军留剑不轻施，怒惜红颜投袂起。  
燕山定后丽人归，千队万骑西南飞。  
玉女城连巫峡水，迷离妖梦春风围。  
春风正奏霓裳曲，锦洞天荒新草绿。  
风高南渡雁无声，望断香魂悲小玉。 


    出于清代前期昆明诗人之手的这些诗篇至少可以说明一个事实，陈圆圆后来是随吴三桂到了云南的。如果她早已死于宁远，吴三桂为什么还要为她起造庭园宫馆呢？乾隆刻仪封张裕〔觳角改禾〕《滇中消日集》有《滇中秋兴》诗，作于乾隆四十三年，诗注说，“（昆明）悯忠寺侧尚存圆圆妆楼，半就倾欹。”道光刻乌程范锴《苕溪渔隐诗稿》卷一有《安阜园杂事诗》，也有同样的记事。凡此，都可以说明，清代前期中期，许多人都知道，圆圆曾经到过云南。  


    姚文用了很大力量辩驳存在于许多纪事中的矛盾、错误。其中一些重要的问题，是前人已经发现并作过分析判断的。《事辑》收有被大顺农民军俘虏的明朝内监王永章的《甲申日记》，保存了吴三桂给吴襄的五封家书，又记：“四月初九日，闯下伪诏亲征三桂。十二日起程。太子定王、代王、秦王、汉王、吴陈氏、吴氏、吴氏、吴李氏、伪后嫔妃皆从行。吴陈氏即圆圆，两吴氏皆三桂妹也。念五日战于一片石，闯大败，退入关。太子与圆圆遂皆至三桂军中。”下面的分析大概是况周颐所作：  


    按延陵复得圆圆，钮云，驻师绛州，将渡河时，陆云得之京师。据王氏日记，闯败于一片石，圆圆遂至三桂军中，其说独异。吴梅村《圆圆曲》云，“若非壮士全师胜，争得蛾眉匹马还。”又云，“蜡炬迎来在战场”，由钮之说，驻师绛州，追问未及，无所为战胜；由陆之说，京师觅得，非战场迎来。延陵之师，唯一片石一战，可云全胜。永章身陷贼中，见闻较确，其说固有可信之道。“若非壮士”二句，勃勃有英气，似乎乃公马上得之。梅村诗工于体物，傥由寻觅而得，词意必不如是。  


     其“遍索绿珠”二句，言圆圆被掠．下即紧接“若非壮士”二句，可见当日珠还，未尝甚费周折。其言“萧鼓秦川”在“蜡炬迎来”后，可见迎圆圆一时一事，向秦川又一时一事。再下“画楼”“妆镜”云云，则是延陵追闯，圆圆随军，道途供张之盛也。昔贤长篇名作，通篇有层次，即数句亦有层次。是极抑扬跌宕之致，而条理不紊，事迹可寻，所以为诗史也。  


    况周颐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的，问题讲得也不免有些琐细，但他的分析是清晰的，对吴梅村诗的解剖也是细致的，对读者颇有帮助。如果不能证明王永章的日记是伪作，那么这里的分析将难以推翻。  


    姚文也对《圆圆曲》作过一些分析。“按照这一节诗（指“前身合是采莲人”以下3O句）看，陈圆圆的出身并非妓女，而是良家少女。诗中先说她‘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后边又说‘教就新声倾座客’这是说陈圆圆原是良家少女，被买到田府以后才教会歌唱。后边又有‘教曲妓师怜尚在，浣纱女伴忆同行’。前一句的‘教曲妓师’是指在北京‘教就新声’的师傅，后一句的‘浣纱女伴’是指苏州家乡的女伴，不是妓女……”下面还有许多引证，主要是说，吴诗说“陈圆圆是良家姑娘，完全与事实不符。”这逻辑是非常奇怪的。世界上恐怕没有天生的妓女（除了明朝某些生下就被指定是“淫贱材儿”的政治敌手的后裔），只有卖入娼门的良家少女。为什么指出陈沅在堕落风尘之前的民间少女身份，就完全与事实不符了呢？“传来消息满江乡。乌柏红经十度霜。教曲妓师怜尚在，浣纱女伴忆同行。旧巢共是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凰。长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这一节诗是一个小的完整段落，是描写经过十年左右的岁月之后，圆圆家乡姑苏的女伴（女妓）和妓师得知圆圆在这段日子中的经历、后来终于成为平西王次妃的消息以后的反应。女伴、妓师，都是姑苏的旧侣。羡慕圆圆的“好运”而在“尊前”悲叹自己年长色衰的凄凉身世的更绝不是良家；幸存的也只能是当年教过圆圆习曲的姑苏妓师。这是明明白白的。中国传统的古诗写法，绝不可能在整个抒写江乡的章节里突然插入一个在北京“教就新声”的师傅。这种不谐和的跳跃手法，是不可能在中国古代诗人笔下出现的。  


　  姚文在很多地方，援引明代的法令、规制以及宫庭制度等等，给予非常的信赖；同时对野史则并不尊重，采取了任意取舍的态度。两者之间，对照是鲜明的。野史固然有许多异说、破绽，但经过正确的分析辩证（不是任意草率的处理），其可信据的程度，恐怕要远远超过封建统治阶级的高文典册。这是不待说的。崇祯是著名的“励精图治”的皇帝，17年中发了无数宣言，颁布了如毛的法令，有多少是兑现了的呢？更何况明代列祖列宗制定的那些规章制度？不知道曾经有过这样的文件、规制……是不行的；完全接受它的制约，捆住了自己的头脑、手脚就更危险。  


    姚文说，“不但甲申春天吴三桂没有到过北京，而且在甲申前几年内也没有进京机会”。理由是明朝的总兵官不奉召不能进京，和“我们从文献上找不到这几年中，吴三桂曾经奉召进京的任何资料”。吴三桂本来只不过是八总兵之一，直到甲申二月间才被封为平西伯，成为崇祯心目中的救命稻草。在这以前皇帝召见轮不到他，史官也没有为一个小小的总兵作起居注的责任。虽然甲申前数年中东线军事紧张，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间歇。吴三桂因公因私回到北京的机会是不能完全排除的。像吴三桂这样的小军阀，不能相信他竟能恪守法制，甘居艰苦的军中，长期不到首都来“度假”。吴诗“白晰通侯最少年”一句的“通侯”二字，姚文说是隐喻平西伯，是不错的，下面又进而指实吴诗所写三桂赴田府家宴的时间必在三桂始封平西伯的甲申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许多结论性的判断都是从此开始的。因此姚文不能不进行这一考证。）用这样的方法论诗，恐怕最谨严的史诗也将招架不住。诗人到底还剩下了多少自由，用一个“通侯’的泛指瘦词，还要查年表、排时辰，诗人的工作也未免太枯燥也太苦了。  


    “尝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一节诗，姚文的解释是，“诗中的周郎指吴三桂，是说他在田宏遇宅中听陈圆圆歌唱而爱上了她，使她后来出了大名。”实在不大好懂。我看《圆圆曲》中这六句诗，确是说出了吴梅村自己的意见，这意见是不错的。也就是“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的意思。“重名”是反话，指的当然是吴三桂背在身上、一直背进棺材、千秋万世永远摆脱不掉的“好名声”。  


    姚文对吴梅村的身世评论，所据也是一些传统的意见，同时还指出了梅村和钱牧斋的区别，说“钱在政治上是一个投机分子，而他则不是。”对吴梅村死前的一诗一词也寄以同情，我想在这里作一点补充。  


    吴梅村自然和钱牧斋不一样，不过是不是政治上的投机分子？怕也一时不好论定。  


    人们说梅村诗是诗史，不是没有因由的。他的作品中的故事最多，不只是关系家国兴亡的大事，个人的遭际、感慨也都随处可见。要了解诗人的生平和心事，他的作品是十分可贵的第一手资料。梅村集中有一篇《鸳湖曲》，是为吴昌时而作的。此人在晚明政局中是一个重要人物。他是复社成员，后来又成为首辅周延儒的心腹。梅村自己也是复社的重要分子，参预党魁张西铭决策的少数核心人物之一，他们策划了周延儒的再相，希望利用周施展复社在政治上的抱负。结果失败，周延儒和吴昌时都被杀。《鸳湖曲》隐约地写厂吴昌时的故事，情绪上特别沉痛，说明梅村自己在这场政治一个争中牵涉很深。这是明朝覆亡前夕发生的事。  


    清初，吴梅村应诏出山，在清政府中任职，通常的说法是他被荐之后不得已而就道，其实真正的原因并不如此简单。其间委曲梅村自己也曾在诗篇中有所透露，不过言词闪烁，不易索解而已。投降了清朝的陈之遴是梅村的儿女亲家，陈之遴在政府里攫得了很大的权势，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和以冯铨为首的北方政治集团较量，迫切希望复社重镇的吴伟业出来参加政府。这才是梅村出山的真正动力。梅村出山以后就一直不曾得意过。谈迁在《北游录》里常常有到梅村住处谈天的记事，那正是他坐冷板凳的时期。这一次政治活动不幸又失败了，结局几乎和前一次同样悲惨。人们看到他写的“误尽平生是一官”的诗句，是会引起同情的，却不知道他的“悔恨”远较一般人所了解的还要更深切得多。其实梅村在《咏拙政园山茶花》、《赠辽左故人八首》等诗中都接触到了这件公案，诗之沉痛也颇不下于《鸳湖曲》。“一官误汝高门累，半子怜渠快婿才”，就是对随陈之遴全家遣戍辽左的女儿和女婿说的。从这些事实看，吴伟业实在是一个不能忘情于政治的人。他遗嘱在墓前树碑，要求只写“诗人吴梅村之墓”数字，并非声明自己不是政治家，只是说是个失败了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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