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偷来的番薯塑造了清朝帝国(5)

余音

    番薯传入中国，正值“一条鞭法”推行全国之际。它的主要内容，是将徭役的编征由人口转向财产；它对历史的长久影响，则是编征的权限从里甲上收到州县。如果说，编征权保留在里甲的时期，人情、名声、自发监督、信息透明度……所有这些，都还残留着民间自治的痕迹，从而让编征还尚显公正的话，那么，当编征权被上收到遥远的州县时，官府与民间的对抗就不可避免地显著、尖锐了。当代学者吴思的《血酬定律》，描述的大多是这一背景下的官民对抗。

    不仅如此。徭役的以财产为基准，在制度上酝酿了人口的过度繁衍。以福建为例，万历初期，人口被大量瞒报，这是户口急剧萎缩的最大原因；而“一条鞭法”推行之后，人口繁衍成本大大降低，与此同时，对社会公正的毫无信心，迫使人们转向人口投机。此后，中产家庭开始了这样一种生活：一个孩子务农，以继承家业；一个孩子经商或当手艺人，以寻求额外回报；最后，是一个最聪明的孩子读书、科举，为家庭寻求社会地位，并为前二者提供基本保障。

    番薯的传入，正在这一时期。无怪乎，它能够弥漫赤贫的红土地带。

    清承明制。于是，早在康熙五十年，在一份诏书里，清圣祖就忧心忡忡地谈到，“户口渐繁，地不加增，民生有不给之虞”。然而，他们是少数部族，他们统领着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他们的狭隘视野。清圣祖当年下诏，“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增收钱粮”。

    十一年以后，清世宗即以此为依据，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摊丁入亩”政策。

    所谓“摊丁入亩”，即取消人头税、以土地为唯一税基。在农业中国的视野里，它似乎是抑制兼并、杜绝贫富悬殊的善政；然而，在人丁过剩、土地严重不足的年月，它打开的却是人口过度繁衍的最后一道闸门。乾隆十四年，正是陈世元目睹胶州灾荒的年份，又一次全国性人口普查进行着。不久后，各部、各省、各地官吏纷纷上表，祝贺全国人丁达到1亿7千7百万有余，并认为它是盛世的象征。而在雪花般飞舞的上疏背后，则是一幅暮气沉沉的社会景象。

    “平余”、“重戥”、浮收、折扣，种种陋规层出不穷。在人多地少、官吏腐败的前提下，小农经济被不断被细化、强化。为了填饱肚子，农户最大可能地排斥商品消费；几乎家家织布，用于商品生产的32锭纺车消失了；曾经盛极一时的手工业投资，也被高利贷和土地投资普遍取代……西方观察家所称的“低水平均衡网”出现了。

    更重要的是，在两次重大财税改革、人口繁衍成本不断降低的条件下，在公正缺失、人口投机成为必要的背景下，唯一可能的平民出路，在于生育。无论“多子多福”的迷信，还是“人多力量大”的乡间生计，都验证了这一点。然而，作为投机行为，失败必定多于成功。于是，番薯、玉米、马铃薯和高粱，渐渐成为了芸芸众生的主要食物。

    杂粮流传越广，林地越是稀疏，旱涝蝗灾越是频繁，而黄河也越来越难以驯服……人口、杂粮和灾害的恶性循环，就这样不断加剧着。所有这一切，最终勾勒了一个毫无希望的老大帝国。

    而番薯，也因此夹杂在晚期帝国的余音中。

    文章摘自《历史的脸谱》作者：《先锋国家历史》杂志社  出版社：《先锋国家历史》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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