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黄山冤案（1）

   　发生在天启年间的“黄山案”又名“吴养春私占黄山木植案”，与“汪文言案”、“吴怀贤案”合称“明末徽州三大冤狱”。这一冤案。不仅《明史》《明熹宗实录》《国榷》《明史纪事本末》《明通鉴》等史籍有载，而且，在《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皇明中兴圣烈传》(坊刻本题《魏忠贤轶事》)《祷杌闲评》等明清的时事小说中亦有描绘。不过，史籍记载语焉不详，小说描绘又颇多虚构，致使后人对它的详情不甚了然。那么，这起吴氏家族内部的财产纠葛又是如何演变成为政治大案的呢? 


　　素封之家  


　　吴养春，字百昌，歙县溪南村人。溪南吴氏是徽州府著姓，“黄山多其世业”。他祖上正是以采卖黄山上的木材起家的。吴养春的祖父吴守礼又客居扬州从事盐策，多年以后，遂资雄一方。 


　　“求贵”，是古代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在明代，一般人通过科举考试，释褐入仕，然后改变原先的经济状况，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由贵致富”。但那些素封之家要获得政治身份，比较便捷的途径则是捐纳，即所谓“由富致贵”。徽商中以捐纳来光耀门楣者，不乏其例。吴家也不能免俗。 


　　吴家的捐纳共有两次。第一次约在万历之初。鉴于神宗皇帝初政，京师地震，南北多省迭遭旱涝灾害，吴守礼主动捐银20万两助赈，获褒奖，并实授南京光禄寺属官两员。他的长子时修赴任去了，第四子时佐未做官，他承继父业。“顾善任时，诸循海而煮，授计而出，转毂于齐楚燕赵者，所赢得过当”，成为业盐强宗。 


　　第二次应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其时，乾清、坤宁两宫，皇极、中极、建极三殿相继烧毁，援朝征倭战事尚未结束，西南地区烽火复起，朝廷急需用钱。吴时修、时佐、时俸兄弟率子侄辈再次输金30万，于是“一日而五中书之命下”。吴家领中书衔的有养京、养都、养春、继志、希元五人。其中养都是时修之子，养春是时佐之子。一日之内出了五个中书，这不仅对吴家，就是在本朝也称得上罕见的盛事了，一时间传为美谈。 


　　300多年后，有人在整理这起冤案的史料时指出：吴家的两次捐纳，凸显出一种“耀富贪贵”的心态。虽然满足了一时的虚荣心，但“其欲免为世所嫉妒，魏忠贤所注目，殆不可矣。致祸之由，此亦或一端也”，把它看作是引发黄山案的原因之一。 


　　其实，这种说法理由不够充分。第一，吴家之富有，在当时当地早已家喻户晓，并不是因为两次捐纳才显山露水的。第二，吴家的后一次捐纳，距黄山案发尚有近30年的漫长岁月，而此时魏忠贤人宫未满10年，还只是一个昏天黑地度日的小阉人，“逆贤日与(徐)应元、赵进教为嫖友，呼卢饮博，罔论昼夜”，根本没有时间关心外廷之事。他日后知悉吴养春其人则另有更直接的来源。 


　　致祸之由  


　　黄山案的真正原因有两个。 


　　一是吴养春与胞弟吴养泽的构讼。吴养泽是时佐次子，太学生。析产时，吴养春分得了2400亩黄山山场地和淮扬、天津、仁和等处的盐务。吴养泽不甘心这些黄山山场地让吴养春一人独占，因此与兄长对簿公堂。这场官司的年月和经过，史无记载，其间的是非曲直也无从评说。其结果是万历四十四年(1616)前后，巡按直隶监察御史骆骎曾以吴家隐报黄山官税为由，拟将黄山山场地的一半没收人官，但上奏皇帝的题本一直留中未发。从司法程序上说，判决虽已形成文字，但未曾获得批复，手续并不完备。不久，吴养泽去世，他一手抚养长大的家仆吴荣起了黑心，不仅私吞了主人家产，还占有了主人小妾。吴养春便告到县衙，要求将吴荣置之重典。本以为此事已算了结。可是，他低估了这位对手。吴荣本非等闲之辈，当然懂得破财消灾的道理。果然，他很快获释出狱，潜逃于外。这就为黄山案留下了一条祸根。  


    二是吴养春与族人吴孔嘉的恩怨。吴孔嘉，字元会，号天石，也有称文石者，万历十六年(1588)生于歙县溪南村。这一宗支在宋元间曾经“派主宗盟，奕叶荣显”，后来虽渐式微，但仍经常参与族中事务。一次议事时，吴孔嘉的父亲与吴养春意见不一，“众辱之，文石之父因郁郁死”。俞正燮《癸已存稿》卷14《芦城评话叙录》也说：“其实，孑L嘉父以弱病死。”对年幼失怙的吴孔嘉。吴养春是照顾有加，从饮食起居、赡养母亲，到读书赶考，一应费用都由他供给。然而，令他始料未及的是，吴孔嘉还是把父亲之死归怨于他。成年后，吴孔嘉寄居黄山祥符寺发愤攻读，6年间竟在帐上写满了“死”字，借以渲泄内心的仇恨。 


　　天启五年(1625)，吴孔嘉题名金榜，举一甲第三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翌年，即参与编修臭名昭著的《三朝要典》，由此巴结上了魏忠贤，成为他的义子。清华之地的尊荣，未能清除他内心的阴影。此时，他意识到报父仇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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