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偷来的番薯塑造了清朝帝国(1)

 
番薯藤
 
    当1593年，50岁的陈振龙颇为艰辛地把“朱薯”藤条带入家乡福建时，他一定不知道，小小一根藤条将会在塑造“老大帝国”的过程中，充当至关重要的角色。

    万历六年(1578年)，当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亩、登记户籍、推行一条鞭法时，来自这个南方省份的消息让他“惊诧莫名”、“悲意顿生”：洪武二十六年全国性人口普查时，福建已有81万5千余户、391万6千余口；近二百年“生齿渐繁”之后，这个省份的在册臣民，仅仅剩余了51万5千余户、173万8千余口。短短几代人时间，户口锐减了接近六成。

    户口的急剧萎缩，固然出于民间的隐匿瞒报，也折射了这个省份的尴尬境况。令人惊讶的是，又二百余年后，清道光十四年(西元1834年)，福建依旧灾荒不断、濒临破产，它的在册人口却达到空前的1500余万，增长九倍以上。与此同时，全国性户口也激增七倍左右，达到了惊人的4亿900万。

    如此巨大的起伏，远远超出了前代经验。普遍认为，人口激增是那个麻木蒙昧、无力自拔的“老大帝国”时代的主要成因之一；而在这一人口曲线的背后，隐藏着许多外来农作物的身影。其中包括番薯。

    引种

    番薯的引入中国，源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这一年春天，在吕宋岛，当一种叫“朱薯”的农作物进入陈振龙的视野时，他定然会回望四千里水路之外，家乡福建那漫山遍野的红土地。

    这一年，陈振龙50岁。他出生于福州府长乐县的一个中产家庭，年轻时考取过秀才功名。然而，在他生长的年月，一方面是科举艰难、“仕途壅塞”，另一方面，经商风潮弥漫于东南诸省，“中产子弟，什五游食在外”。不知道什么时候，陈振龙也开始了他的商人生涯，“往来于闽省、吕宋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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