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偷来的番薯塑造了清朝帝国(2)

 大批闽商前往吕宋，和西班牙人密切相关。在此之前，吕宋仅有华侨“约百五十人”。1571年西班牙船队征服菲律宾群岛后，大量采购生丝、棉布、陶瓷等中国商品。短短二十余年之内，“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明史-吕宋列传》)。

    西班牙人带来的，不仅有滚滚银币，还有原产美洲的一些农作物。史料记载，朱薯进入吕宋，约在1565年。征服诸岛后，“红夷常患粮米不足”，于是大规模推广种植。到1593年，这种开着淡紫色小花的藤本作物，在吕宋已“被山蔓野”。陈振龙看到，当地土著“随地掘取”、“以佐谷食”(《金薯传习录》)。

    朱薯价格极贱，并且极易引种，尺许薯藤便可“随栽随活”。然而，将薯藤带出吕宋，颇费了陈振龙一番周折。《金薯传习录》记载：西班牙人“珍其种，不与中国人”，他们还在海关层层盘查。贿赂当地土著、“得其藤数尺”后，陈振龙将薯藤绞入汲水绳(另一说“编入藤篮”)，混过关卡后，经七昼夜航行返回福州。

    航船抵达福州的日子，是农历五月二十一日。几天后，陈振龙之子陈经纶草拟了一份禀贴，游说福建巡抚金学曾“行知各属”、“效法栽种”；与此同时，由于担心“土性不合”，在纱帽池胡同住宅一带，陈氏父子寻“舍傍隙地”，开始“依法栽植”。

    四个月以后，朱薯引种成功。经“启土开掘”，陈氏父子发现，朱薯“子母相连，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枣”。大喜过望之余，他们给福建巡抚衙门呈上又一份禀贴，宣称金学曾倘若肯推广朱薯，将“恩同山海”、“永垂不朽”。对此，金学曾同样振奋不已，在旌表陈氏父子此行“事属义举”之后，他认为朱薯的引种，“虽曰人事，实获天恩”(《金薯传习录》)。

    当年冬天，来自吕宋的朱薯，被命名为“番薯”。

    红土

    对福建生民来说，番薯的成功引种，可谓恰在其时。

    引种次年，福建南部遭逢大旱。《漳州府志》记载：“野草无青，禾无收，饿民遍野”。金学曾当机立断，晓谕闽南各县广为栽植。短短几个月之后，番薯大获丰收，饥民“足果其腹、灾不为荒”。

    对这个依山傍海的贫瘠省份来说，番薯的种种特性，似乎专为它而生，专为它的禁海时代跨洋而来。

    宋元时代，福建曾以通商、贸易、手工业、土特产而富甲天下。然而，进入明代以后，八面来风、万桅云集的景象，已经仅仅存在于先人的记忆和传说，一去不再复返了；自从“禁海令”颁行以来，灾荒、饥馑、“产米不敷”、民生萧条……种种苦难充斥民间，不绝史册。它丘陵纵横、红土处处，只有小片平原和盆地可以种植稻米；它不仅“田狭民稠”，并且土地贫瘠、零碎，“秋收甚薄”。以惠安县为例，仅隆庆五年(1561年)，这个区区万余户口的蕞尔小县，“须输入米粮约七万石”(《惠安县志》)。

    此外，台风、暴雨、干旱、水利不兴……所有这一切，注定了这个省份在禁海年月的赤贫破产。而引进番薯后，饥馑渐渐淡出了福建。

    它粗生贱养，即使“地属沙土”也能成活，更不必说丘陵地、红土带了；它浅埋土中，风雨不能侵蚀，“兼抗干旱”；它产量极高，“上地一亩约收万余斤，中地约收七八千斤，下地约收五六千斤”……无怪乎，在漳州之后，它迅速蔓延开来，并且成为这个省份此后五百年的民生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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