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因二:进退失据
端方死后一个月(12月26日),有立宪派倾向的上海《申报》报道:
“(端方)得京电(应指辛亥革命),隐秘不宣,军士鲜有知者。及川东民军反正,日与伪都督赵尔丰激战,端乃调鄂军援助。……赵兵败,重庆等处悉为民军占领。端遂奔资州。”随后,鄂军在资州哗变,“军中亦颇有以端为奇货者”,遂杀之。
曾在端方所部的鄂军士兵陈文斌回忆,和上海《申报》的报道大同小异,但是陈文斌回忆提到了一种补充性的说法。陈文斌称,端方在听说革命消息之后,曾谋划在四川响应各省独立,或退守西藏静观其变。
民军方面关于端方死因的报道或回忆,提示了端方在资州的尴尬处境,进不能攻,退不能守,谋划独立,军队却不听令。这一说法,可能与历史实情吻合。至端方死这一天,也就是11月27日,重庆与川东许多城市已宣告起义,省会成都的独立也在旦夕之间。当此之时,端方或有可能与随同官兵商量过静观其变一策。
第三方:
一份旁观者的说明
端方死后十天,上海《子林报》转《重庆访函》报道:
端方听说武昌革命之后,对其部署称愿回满洲效忠清廷,但目下无赏银,需至西安才能付,兵士由此奔散。端方在途中为革命士兵所杀。
兵士闹饷,端方立字据一事,也可由与端方随行的六名轿夫佐证。事后,这六名轿夫向官府报告称,“大帅欲上轿回湖北”,遂被杀。
《重庆访函》的报道与端方轿夫的报告中,关于端方之死的差异,是去向问题(湖北或者北京)。此时,湖北已经光复,轿夫对于端方去向的说法,或为回忆不确。
《重庆访函》与轿夫回忆,是关于端方之死的旁观者说法。与家仆和民军的说法相比较,较少个人因素与政治立场分歧造成的误区。这种说法,提示了端方在听闻武昌革命之后的选择。根据端方死因的三种说法,端方之死的真相,可能应如下:
端方率鄂军(大多为新军)进入到川东资州,在进退两难之际,或许已听闻儿女亲家袁世凯出山组阁。于是,端方许诺重饷以说服鄂军士兵从其北上,但鄂军听说革命已成便欲回湖北。端方不得已,弃军北还,途中为革命兵士所杀。
无论端方死于何种状况,都是一个历史的误会。辛亥年,端方的立场,与在野的立宪派是一致的。而在辛亥年的选择中,端方之所以想北上,不仅是其家眷在北京,更可能是希求在皇族内阁之外重新创造一番立宪新天地。不幸的是,作为满人中的能臣,在“种族革命”的氛围中,端方不可能获得鄂军(新军)的支持并随其北还。更悲剧的是,由于其“异族”身份,遭受了革命士兵中极端分子的残酷报复。
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在该年如此评论这一事件:“他是满人,但属于满人中之佼佼者。……野蛮杀害端方,引起人们普遍的谴责。”
事实上,“普遍的谴责”并没有到来。端方之死与清末失败的立宪运动一样,很快在革命的大潮中被淹没并遗忘了。
本文撰写时参考了张海林所著《端方与清末新政》《端忠敏公奏稿》等。
端方(1861~1911)
清末大臣,金石学家。满洲正白旗人,字午桥,号陶斋,谥忠敏。光绪八年中举人,历督湖广、两江、闽浙,宣统元年调直隶总督,后被弹劾罢官。宣统元年起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入川镇压保路运动,为起义新军所杀。著有《陶斋吉金录》《端忠敏公奏稿》等。
关键字: 内容标签:端方,重臣,清末,改良,主义者,非正常,死亡端方 重臣 清末 改良 主义者 非正常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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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死后一个月(12月26日),有立宪派倾向的上海《申报》报道:
“(端方)得京电(应指辛亥革命),隐秘不宣,军士鲜有知者。及川东民军反正,日与伪都督赵尔丰激战,端乃调鄂军援助。……赵兵败,重庆等处悉为民军占领。端遂奔资州。”随后,鄂军在资州哗变,“军中亦颇有以端为奇货者”,遂杀之。
曾在端方所部的鄂军士兵陈文斌回忆,和上海《申报》的报道大同小异,但是陈文斌回忆提到了一种补充性的说法。陈文斌称,端方在听说革命消息之后,曾谋划在四川响应各省独立,或退守西藏静观其变。
民军方面关于端方死因的报道或回忆,提示了端方在资州的尴尬处境,进不能攻,退不能守,谋划独立,军队却不听令。这一说法,可能与历史实情吻合。至端方死这一天,也就是11月27日,重庆与川东许多城市已宣告起义,省会成都的独立也在旦夕之间。当此之时,端方或有可能与随同官兵商量过静观其变一策。
第三方:
一份旁观者的说明
端方死后十天,上海《子林报》转《重庆访函》报道:
端方听说武昌革命之后,对其部署称愿回满洲效忠清廷,但目下无赏银,需至西安才能付,兵士由此奔散。端方在途中为革命士兵所杀。
兵士闹饷,端方立字据一事,也可由与端方随行的六名轿夫佐证。事后,这六名轿夫向官府报告称,“大帅欲上轿回湖北”,遂被杀。
《重庆访函》的报道与端方轿夫的报告中,关于端方之死的差异,是去向问题(湖北或者北京)。此时,湖北已经光复,轿夫对于端方去向的说法,或为回忆不确。
《重庆访函》与轿夫回忆,是关于端方之死的旁观者说法。与家仆和民军的说法相比较,较少个人因素与政治立场分歧造成的误区。这种说法,提示了端方在听闻武昌革命之后的选择。根据端方死因的三种说法,端方之死的真相,可能应如下:
端方率鄂军(大多为新军)进入到川东资州,在进退两难之际,或许已听闻儿女亲家袁世凯出山组阁。于是,端方许诺重饷以说服鄂军士兵从其北上,但鄂军听说革命已成便欲回湖北。端方不得已,弃军北还,途中为革命兵士所杀。
无论端方死于何种状况,都是一个历史的误会。辛亥年,端方的立场,与在野的立宪派是一致的。而在辛亥年的选择中,端方之所以想北上,不仅是其家眷在北京,更可能是希求在皇族内阁之外重新创造一番立宪新天地。不幸的是,作为满人中的能臣,在“种族革命”的氛围中,端方不可能获得鄂军(新军)的支持并随其北还。更悲剧的是,由于其“异族”身份,遭受了革命士兵中极端分子的残酷报复。
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在该年如此评论这一事件:“他是满人,但属于满人中之佼佼者。……野蛮杀害端方,引起人们普遍的谴责。”
事实上,“普遍的谴责”并没有到来。端方之死与清末失败的立宪运动一样,很快在革命的大潮中被淹没并遗忘了。
本文撰写时参考了张海林所著《端方与清末新政》《端忠敏公奏稿》等。
端方(1861~1911)
清末大臣,金石学家。满洲正白旗人,字午桥,号陶斋,谥忠敏。光绪八年中举人,历督湖广、两江、闽浙,宣统元年调直隶总督,后被弹劾罢官。宣统元年起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入川镇压保路运动,为起义新军所杀。著有《陶斋吉金录》《端忠敏公奏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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