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败兵成匪之说乱论匪

《败兵成匪——1949到1952年的剿匪往事》  作者：黄继树 文化艺术出版社 定价：29.80元
开篇 说乱论匪


土匪问题是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
清末民初，社会动荡，土匪横行，国人谈匪色变。当时闻名全国的有东北三省的绿林各帮土匪；山东有著名的恶匪刘黑七；河南有驰名豫西的匪首张寡妇；湘西有巨匪姚大榜；江西有悍匪曹麻子；川陕边境上则有山大王王三春；云南滇西有凶匪张结巴；珠江三角洲有杀人不眨眼的“大天二”，还有浙闽一带臭名昭著的海匪等等名目繁多的匪类。
当然，也有由匪发迹而成为一方军政大员的特殊人物，奉系首领张作霖和老桂系的陆荣廷是两个典型的代表。张作霖出身“绿林”，当过胡匪，是众所周知的，因此在他当上“督军”、“大元帅”之后，无论是当时的一些官僚、军阀还是平民百姓，都称他为“胡帅”。
老桂系首领陆荣廷，也是“绿林”出身，在越桂边境上干过打家劫舍的勾当，后来受清廷招安成为清军的一名将领，辛亥革命后当上广西都督，北洋政府时期官至两广巡阅使，是广西、广东的最高统治者。
据说，在北洋政府召开的一次军政大员会议上，张作霖和陆荣廷不知为了一件什么事情发生激烈争吵，为了比个胜负高低，双方便到大院中，要当着与会者的面比试枪法。有好事者拿出12个酒瓶子摆成一排，让张作霖举枪击之。张大帅一口气连发12枪，弹弹中的，12个酒瓶子一一被击得粉碎；好事者又摆上12个酒瓶子，陆荣廷也弹无虚发，一枪一个，将酒瓶子全部击碎。张、陆二大帅武艺不相上下，还是分不出高低。
好事者又提议，请张、陆两大帅当众比一比谁身上的伤疤多，多者为胜。
张作霖一听便将胸膛一拍，用东北话骂一声：“妈拉个巴子的，比就比。”说罢将衣服裤子脱掉，身上只剩下条内裤。陆荣廷也不示弱，用广西壮话骂一声：“姆蒙栽（他妈的），比吧。”也当众脱掉外衣外裤。张、陆二帅赤身裸体，让那好事者当众数点着自己身上的伤疤。
数毕，陆荣廷身上有伤疤26处，张作霖身上有伤疤24处，陆略胜一筹。
张作霖急了，忙要脱下内裤，说：“我那个地方还有两块伤疤！”
副总统冯国璋见状忙出来打圆场说：“英雄不问出身，壮士不计伤疤，哈哈哈！”此事虽属坊间传闻，但亦可见张、陆二人“绿林”积习难改。
旧中国匪情十分复杂，由兵变匪者有之，有良民而为匪者有之，由匪变兵者亦有之，甚至由匪而官者也大有人在。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匪情也大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之。
我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研究广西土匪。民国年间广西的土匪也闻名全国，但与各地土匪也大同小异，于是便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的1949年到1952年广西的匪情上。终于发现，这期间的广西土匪与历史上广西及全国各地的土匪大不相同：这是一群“政治土匪”。也许读者会问：土匪就土匪，怎么还有“政治土匪”呢？有！
广西确有“政治土匪”，而且能量不小。为了让读者对“政治土匪”有所认识，有必要把民国年间广西的土匪情况先做个介绍。
要说广西土匪，还得从民国年间说起。
民国十年，匪乱广西
1921年夏天，南方的雷雨随着珠江口外的海洋季风，席卷着两广大地。刚刚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的孙中山，即下令讨伐反对革命的桂系陆荣廷集团。
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奉命率三路大军和海军内河舰队进攻广西。桂军战败，陆荣廷下野，从广西龙州经越南逃往上海蛰居。随着统治广西十年、统治广东五年的陆荣廷的下野，广西自辛亥革命以来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被打乱，八桂大地随即进入了持续数年的匪乱时期。
粤军入桂，广西各地揭橥号称“自治军”者甚多。其成分相当复杂，有陆荣廷残部，有地主豪绅武装，也有土匪、惯盗、流氓乘乱踞地称雄。他们互不统属，自设关卡、开赌、开烟馆，甚至自行任命县长，自印钞票，强迫民众使用。社会秩序大乱，贼匪蜂起，打家劫舍，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人民痛苦不堪，谈匪色变。当时有两句民谣：“宁作太平狗，莫作乱世民。”活生生道出了民国十年广西的这场大动乱。
1921年11月，广雄电轮由梧州开赴桂平，中途被匪枪击，船沉没，溺死者百余人。
1921年农历7月21日，匪首陈飞鼠率匪众数百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打劫藤县太平圩，打死民众4人，打伤数十人，焚烧天利号铺户，劫去布匹、蚕丝、金银细软等物资折款达25000多银元，掳去男女20余人，索要赎身钱二万余银元。
1921年冬，匪首牛角六勾结岑溪股匪李文桂，共约700余匪众，在藤县波塘盘踞3个多月，杀害村民70余人，劫去大批物资。
1921年冬，岑溪县匪首黎日荣率匪众闯入新圩圣堂小学，掳去教师、学生70余人，标价勒赎，因被民团追剿，逃遁时将所掳师生全部用棍打死。
1921年11月中旬，岑溪匪首黎华率匪徒抢劫黎坪村，烧死民众8人。当月下旬，匪首黄七带匪徒数十人抢旺村，烧死民众21人。
1921年秋，匪首覃文明、覃文贤纠集匪众300余人，从罗城县南部向天河县境骚扰，随后攻入天河县城，县长苏龙恂惊恐逃命，匪盘踞天河县达两月之久。匪贼除将当地民众的粮食和猪、牛、鸡、鸭吃光外，还对被其抓获之男子施行吊打等酷刑，迫其家人交钱赎身，没钱交就被开膛破肚取肝，用瓦片煎吃。抓的妇女则强奸、轮奸，然后强迫为匪做饭。匪贼撤走后把这些妇女掳走，一部分被强迫为匪妻或卖到附近县与人为妻，一部分卖到柳州、桂林等地为娼。
贼匪罪恶，罄竹难书！
粤桂战事结束后，孙中山大总统率领随员经西江入桂，准备在桂林设立北伐大本营，进取中原，统一中国。1921年11月27日，孙中山大总统赴桂林途经平乐。是晚，平乐县长王永炀及荔浦、修仁的士绅晋谒，报告各属之匪情，请求孙大总统暂留部分粤军维持地方治安。孙大总统即命随行之杨团长带一个连留下清剿匪乱，保卫地方，解除民众疾苦。
孙大总统抵达桂林后，当时桂林附近各乡村匪患猖獗，民不聊生，桂林民众乃到王城向孙大总统报告，请求剿除匪患。孙大总统即命王乃昌为大本营桂林安抚处督办，着王率领官兵，切实调查，妥为安抚，务期化莠为良，消除匪患。
鉴于广西各地股匪猖獗，社会动乱，孙中山在繁忙的政务之中，对剿灭广西股匪十分关切。1922年1月5日，孙中山大总统命令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派兵肃清抚河沿岸土匪，并在平乐县设弭盗振新总局，赶办联防团，以补兵力不足。随后，孙大总统又电令粤军总司令陈炯明，派粤军师长兼江防司令魏邦平为广西剿匪督办。魏邦平率1000多粤军分乘6艘电船抵达梧州，水陆并进剿匪，又命江汉、江大、江巩、江固等兵舰入桂助剿。1月15日，孙大总统电令各将领分头剿匪：粤军前敌总指挥叶举负责南宁等地；许崇智负责桂林、平乐等地；刘震寰负责思恩、柳州、庆远等地；何国良负责龙州等地；魏邦平负责浔州、梧州等地，统限一个月内肃清广西股匪。
孙中山大总统在半月之内连续数次电令各路将领剿匪，足见广西匪患之严重程度。
转眼到了1922年初夏，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迹日彰，擅令入桂粤军回粤。孙中山北伐受挫，不得已，乃将北伐大本营由桂林迁往广东韶关，准备改道江西北伐。孙中山在回粤前夕，于1922年4月8日，命令随行各军集中梧州待命，另派关国雄为桂林清乡督办，驻桂林剿匪清乡。
随着粤军和孙中山北伐大本营的撤离，广西各地更陷入无政府状态，盗匪猖狂之程度，达于顶峰。
孙中山一离开桂林，各地的土匪帮口（又称馆口）闻讯，即聚集桂林城郊，地方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在这危急情况下，桂林总商会遂觅得熟悉帮口者数人，出城郊与土匪各帮口接洽。土匪帮口要求入城“保护地方”，并要求总商会筹集粮饷。桂林各界集议，佥以无力抵抗，只好开城欢迎各路匪帮入城，人民纷纷逃到深山躲匪。
土匪进城，人民进山，山水甲天下的桂林顿成恐怖的匪患世界。
1922年夏初，寨沙（旧榴江县）冯广隆、冯广泰股匪进犯修仁、荔浦，修、荔两县县城和县郊居民均被劫掠一空，2000余青年妇女被匪掳走。
从民国十年（1921年）开始直至民国十四年（1925年），广西是匪贼的天下。匪帮们到处打家劫舍、拉参勒赎、拦路抢劫、勒收行水、打单勒索、奸淫烧杀、无法无天，人民遭受了空前的劫难。鉴于篇幅，下面仅介绍几个较典型的匪巢和匪帮。
大容山匪巢
大容山属勾漏山脉，地跨玉林、北流、容县和桂平等四县，纵横百里，山高林密，是桂东南最高最广的大山，也是该地区最大的令人恐惧的匪巢。
土匪对被抢到大容山的男男女女，都要施以难以想象的拷打和监管。
土匪抢掠人质勒赎，名曰“拉参”。
土匪对男“参”的监管和拷讯十分残酷。在大容山匪巢里，土匪设置一间专门监管男“参”的小房名曰“猪舍”。当抓到男“参”投入“猪舍”时，问明男“参”在家排行第几，然后便把该男“参”称为猪某。如被抢拉上山的男“参”李五、张六，土匪即叫李五为“猪五”，叫张六为“猪六”。土匪把人变成“猪”，关人的房子叫“猪舍”，“猪舍”里竖立着百余条木柱，每条木柱上又缚上一条铁链，铁链上又加串上一个竹筒。每“参”套上一个铁链圈于颈上，像乡村中的屠狗人用的拉狗筒，足上则加一木闸夹住。开饭时，土匪对“参”点名大呼“猪某、猪某”，点过名之后，才给饭食。
“参”被拉入匪巢，先后经过拷讯，以便摸清“参”们的家底，作为“赎参”时讨价还价的根据。当土匪对“参”们家中的田地、房产、猪牛数问清后，便写信通知“参”的家属，备款来赎。如果在拷问中，“参”们不如实招供，土匪即点燃“仙香”数支，放在“参”们的面部、胸背、小腿等处点烧，直烧得“参”们疼痛难忍，如实招供。北流县有位家境并不殷实的黄五爷，被抢劫上山为“猪”，土匪通知其家属，备款3000白银来山“赎参”。黄五爷全家难以筹集此笔巨款。“赎参”时限一过，土匪便将黄五爷推入一个巨大的木甑用火蒸熟，于夜间把木甑连尸体扛抬到黄五爷的家门外面。次晨，黄五爷之子开门外出，见门前停放木甑一个，揭盖一看，竟是自己的父亲，吓得昏死过去。
对掳来的女“参”，匪首令其脱光衣裤，裸体让匪众观看，然后再定出底价，让匪徒投标，谁标的价高，便可将该女“参”领去作临时夫妻。当该女“参”被蹂躏几日后，匪首再写信通知其家属持款来赎，到回赎时，匪首仍将当日的投标价款酌退给标得的匪徒。
大容山的土匪最崇敬的偶像是“五祖师”，匪徒们将其尊之为圣神。“五祖师”的来历，现已无从考证。每逢农历的初一、十五日，匪徒们便举行隆重的祭祀“五祖师”活动。这天，匪徒们或将拉上山的经拷讯后认为没有油水的“参”或将逃跑被抓回的“参”杀死示众，再装入大木甑，用火蒸熟，取出蒸尸敬祭“五祖师”，然后分而食之。
大桂山匪巢
大桂山坐落于平南县丹竹、安怀之间，方圆40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山里有条数里长的深沟，两岸悬崖峭壁，树林荫蔽，藤蔓覆盖，岩下沟边是条狭长的石巷，土匪栖息其间，外人看不见，枪炮打不着，放火烧不进，是著名的天然匪巢。
民国十年（1921年）间，大桂山里啸聚匪众三四百。他们分设十多个帮口，各有头目。小抢劫各自行动，大抢劫则合伙进行，有时利害冲突，又互相火拼。著名的匪首有陈飞鼠、鸭春堡、电火星、黄十九等。
大桂山匪徒打家劫舍，拉参勒赎，杀人放火，无所不为，给当地人民造成了极其惨重的灾难。
大桂山土匪除抢劫财物、拉参勒赎外，还威迫人民拜会，勒交保护费。匪帮派出骨干分子四处活动，到处宣称他们的帮口已经“遍地红”，会众势力如何如何浩大，如果再不入会，身家性命难保，以此威胁民众入会进帮为匪。对拒绝入会进帮的人，则绑架残害示众，杀一儆百。在那既无公理，又无国法，身家性命朝不保夕的时期，不少民众为求安宁计，无可奈何只得入会进帮。
大桂山匪帮的拜会，有一定仪式。入会者均需履行拜会仪式。拜会仪式设一会堂，称为“忠义堂”。堂中央挂一关公画像，像前摆设一条长香案，案上燃香烛等物。香案旁，置一大缸。匪帮首领自称“老头子”，资格老的匪首称“老胭脂”，“老胭脂”陪同“老头子”坐于香案旁的大缸边。会堂外的头门、二门均有彪形大汉匪徒数人把守。拜会开始前，入会者进门，守门匪徒大声喝问：“来者何人？”入会者报了姓名地址后，守门匪徒又喝问：“来这里干什么？”入会者答：“投军吃粮。”入会者过了这两重门，方能进入忠义堂宣誓。
匪帮宣誓也别具一格，由“老头子”和“老胭脂”向新入会者监誓，誓词为“吐露本会秘密，雷打火烧，全家死绝”，“有反悔，七孔流血，不得好死”，“违反本会章程可杀全家”。这种宣誓仪式一般安排在天黑之后进行，直到天亮。宣誓后由“老头子”和“老胭脂”提出各种恐吓性的考问，经过一夜的恐吓威胁，使入会者戴上一副沉重的精神枷锁。宣誓考问完毕，才在花名册上记上入会者的姓名、籍贯、年龄。入会者还需向老头子缴纳会费，并向香案旁那口大缸中倒入事先带来的米。会费及米的数量，一般是事先由“老胭脂”视入会者的家庭贫富程度而预先规定好的，于宣誓时带来。天亮便杀公鸡，饮鸡血酒，歃血为盟。
歃血为盟亦有仪式，“老头子”将盛满血酒的碗高高举起，高呼：“饮杯红花酒，寿元九十九！”众人附和跟随，然后将碗中血酒一饮而尽。仪式结束后，由“老胭脂”对新入会者讲授本会标记、暗号，以资识别及联络之用。
大桂山匪巢的匪徒们信奉的是“五祖天竺国老爷”。匪巢的中厅设有神坛，神坛的正面书“敬祝前后五祖天竺国老爷坐镇”，两旁的对联是“五祖堪成兰祖凤，三代曾吞鲁代人”。匪徒们每次大队外出行动，必焚香点烛，在神坛前祈祷一番。
大桂山匪徒们最隆重的节日是农历正月初十，这天是“贼日”。按地方风俗有“一龙、二虎、猪三、狗四、五牛、六马、七人、八谷、九兵、十贼”之说，初十这天是做贼的节日，所以匪徒们在神坛上点燃一双高三尺的巨大蜡烛，众匪徒齐集大厅内，屠猪宰羊， ①鸡杀鸭，一齐向神坛叩拜，然后大吃大喝，欢庆匪节。
大桂山的土匪们为什么这么看重自己的节日——贼日呢？仔细想来，也有些道理。身在乱世，他们既不能成“龙”变“虎”，又不甘心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更不愿永远当牛做马，想做一个真正的人，过着人过的日子，安安稳稳地种“谷”也不可能，当兵又没人要，于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便只有一条路：铤而走险当贼去了。
可悲的是，他们又没有机会碰上洪秀全，参加一个“拜上帝会”之类的什么团体组织，那样打土豪分浮财便是农民起义的革命行动了，弄得好，“龙”虽然不能成，或许还有“虎”可当呢？然而命中注定，他们一辈子只有当贼做匪的资格，别的什么节也没资格过，便只有过他们自己的节日——贼日了。但匪们也是非常坦率的，既然这一辈子“逼上梁山”做了匪，便认定自己是匪，任由人抓，任由人杀，任由人骂，他们并非像一些明明干着匪类勾当的人，不但不承认自己是匪、反而骂别人是匪，干的是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的匪类勾当，却又偏偏要在寨子上竖一杆大书“五祖天竺国”的杏黄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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