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否说明当时是知识分子掌握了话语权?
许纪霖:对,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话语领导权。从这点来说,国民党一直不占上风,处于被动挨批的位置。而共产党则非常会抓舆论。《八一宣言》以后,主张抗日。四十年代以后争取民主、自由,延安《解放日报》接连发社论,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汇合了二战期间国际上主流的民主声音。四十年代的话语领导权相当部分还在自由派手中,像《大公报》、《文汇报》、《新民报》、《观察》杂志,力量很大。蒋介石起床之后第一件事,不看《中央日报》,不看《解放日报》,而要看《大公报》。《中央日报》都是他的声音,不要看;《解放日报》都是骂他的,也不要看;而《大公报》代表了社会一般的舆论,他不得不顾及人心的趋向。《大公报》后来获得了美国密苏里学院新闻奖,这是亚洲第一家获得这个权威奖项的报纸。
战后的一段时间,是近代中国舆论最开放的年代。人人可以办报、办杂志,什么声音都可以放出来,很响亮。国民党压力很大,不仅有内部的舆论,而且美国派马歇尔将军来中国,要蒋介石联合共产党成立联合政府。等到全面内战爆发之后,蒋介石对舆论的处理就非常简单,谁的声音对我不满,就一家一家关。先是关激进的,然后关温和的。储安平主办的《观察》杂志影响很大,有十万订户,百万读者,一开始不敢关,后来国民党觉得实在无法容忍,关掉。连北平的《新路》杂志都容忍不了。《新路》本来是自由派当中的温和派办的,又有宋子文的背景,正面建言远远超过批评,最后也被查禁了。关是最简单的处理方式,一时似乎讨厌的声音消失,天下太平了;但民情却在地下奔涌,怨恨在暴力中积累,一点点将温和的知识分子逼到激进。储安平在《观察》上很尖锐地指出,谁在制造共产党?是国民党制造了共产党,将温和的自由主义一个个逼到了左倾。
国民党政府失去话语的主导权,会把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赶到左边去。
许纪霖:是的,国民党不仅容不得老冤家共产党,而且容不得中间的自由派。中间的自由派虽然没有一兵一卒,但是他们代表了普遍的民心。在争取中间派这点上,国民党是连出错招。李敖嘲笑蒋介石是“搞独裁无胆,搞民主无量”。老蒋作为一个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军人,对民主无论是理念还是制度,缺乏最基本的了解,他相信实力就是一切。在战后他缺乏作为国家领袖应有的大视野、大胸怀和大手笔,做不出他儿子蒋经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台湾那样的扭转乾坤的历史大动作。
战后国共之间的力量一度处于某种平衡,于是中间力量有了施展的空间。1946年初,旧政治协商会议开完以后,民盟的罗隆基得意地对马歇尔讲:“共产党让步大,国民党苦恼多,民盟前途好。”一时似乎也有和平的希望,但一个东北问题,燃起了全面内战。国民党最初处于绝对优势,相信军事决定一切。陈诚对老蒋拍胸脯说,只要你放手让我干,保证三个月消灭共产党!但是就像我们从电视剧《潜伏》里面看到的,国民党的整个党、政府和军队都烂掉了,百分之八十的精力不是去对付共产党,而是对付自己人。人心抓不住,只能转向靠特务统治,用暗杀、镇压、抓人的办法维持政权。战后国民党看上去像庞然大物,但内部都被掏空了,对社会的控制力严重弱化,无法深入到基层,都浮在表面。到了靠特务统治维持天下,那已经是黔驴技穷,合法性建立在暴力上。那个时候,国民党基本上气数已尽,哪怕是最温和的人,也开始向左转。到1948年,蒋介石连民盟都容忍不了,压迫他们解散,统统把他们推到与共产党合作的一条路。知识精英与国民党最后的破裂,正是蒋介石一手导演的结果。
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知识分子都会遇到一个跟谁走的问题吧?
许纪霖:在1948年底到1949年,从北到南,知识分子当中议论最多的话题就是:走还是留?不少知识分子内心有挣扎。跟着一个在小岛偏安的政权,能维持多久?中国晚清以后政治变动太频繁了,知识分子看得也多了,不就是一次新的朝代更迭吗?许多人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认为朝代更迭可以接受,毕竟是汉人自己的政权,社会与文化总不会变吧。冯友兰与国民党关系比较深,当时作了最坏的打算,留下来,即便政治自由没有了,学术自由总是有的,可以作一个单纯的教书匠。但他没有想到的是,1949年以后,新中国发生的不是传统的改朝换代,而是翻天覆地的社会大革命。
去留问题的选择,大多不尽然是政治的选择,还有文化的认同。北大清华的教授们即使接他们的专机飞到了北平,还是不走。不是对新政权有多少认识,实在是国民党让他们看伤心了,不愿为它而陪葬。国民党太烂了,新政权纵然有百般缺点,也总比国民党好吧?另一方面,许多人对家国有依恋感,依恋母校,依恋城市,依恋早已与生命融为一体的土地、风情和文化。去留的选择,对大部分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文化的认同。
就这样,中国知识分子,与国民党的那段从蜜月到疏离最后到决裂的历史,就这样翻过去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与新中国一起走进了1949年。
(实习生郑诗亮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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