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五四三圣":独特的时代路标

近日，研究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学者石钟扬推出了《五四三人行——一个时代的路标》（以下简称《三人行》），在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联系和区别做了论述后，《三人行》以主要篇幅比较研究了被称为“三圣”的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
“三圣”都是卯年生，属相为兔，蔡元培大陈独秀12岁，陈独秀大胡适12岁。他们都出生于晚清没落家庭，三家都经过商。三人都早年丧父，也都侍母至孝。他们都对思想、文化、教育情有独钟，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对当时的青年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是他们的相同之处。但由于三人的人生道路、性格和追求有别，因此他们又都是独特的“这一个”。
蔡元培： 新思想新思潮的“护法者”
作者认为，蔡元培是新思想、新思潮的“护法者”。蔡元培深知一所大学的兴衰关键在教授，因此三顾茅庐诚请陈独秀。起初陈独秀不想去北大，仍想在上海办他的《新青年》。蔡元培劝他：“就把《新肯年》搬到北京来办吧。”陈独秀终于应蔡元培之聘，任文科的负责人。蔡元培对文科的“人事、行政并不稍加干涉”，于是，陈独秀放手招募新派教授，北京大学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蔡元培在学校实行“兼容并包”的策略，但在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的斗争中，他没有和稀泥，“有关大节的事或是他已下决心的事都很倔强的坚持着，不肯通融，虽然态度还很温和”（陈独秀语）。“五四”前夜，蔡元培将巴黎和会“难以坚执公理”的消息告诉了学生代表，对之后同学们去天安门示威，他也采取了“不去阻止”的态度，表面上在校门口阻拦学生，其实也是“半阻半让，履执公事而己”。但蔡元培并不是凡一切学生运动都支持，到“五四”以后学生运动出现流弊的时候，他又发表“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名言。5月9日，总统徐世昌颁布命令，有将“滋事学生返交法庭，依法办理”等语。蔡元培愤而辞职，他这样做既保全了北大，又保护了学生，也显示了他的人格尊严。蔡元培对于教育独立的捍卫、人权保障的坚持，都足以表明他是新思想、新思潮的“护法者”。
陈独秀：终身的反对派
人们以不同的称谓定位陈独秀，如“‘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五四新文化运动之父”等，《三人行》则把陈独秀概括为“终身的反对派”。这一说法最早由胡适提出，也为陈独秀生前所接受。作为真理的探索和追求者，陈独秀从青年时期起到去世时止，确实充当着“反对派”的角色。
陈独秀曾在“科举道上挣扎了一番”，但他未待1905年清廷宣布废除科举即变成了坚定的“康党”。然而没过多久，当引领时代潮流的康有为成了“孔教会”的首领、“复辟党”的帮闲，陈独秀又成了“康党”的反对派，写了一系列批孔批康的檄文。新文化运动伊始，陈独秀致力于宣传美国的民主、科学思想，想以民主和科学阻击现实社会中的专制与愚昧。但他很快又从尊崇“美国思想”转而向往“俄国思想”。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陈独秀确信：“二十世纪俄罗斯之共和，前途远大，其影响于人类之幸福与文明，将在法兰西革命之上。”他又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成了美国模式的反对派。后来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人一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又充当了共产国际的反对派，反对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手划脚……
胡适：永远的自由主义者
“三圣”中年纪最小的是胡适，《三人行》将其定位为永远的自由主义者、“再造文明”的设计师。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就服膺美国的自由、民主，成了一个自由主义者。在“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中，他以自由主义者的身份加盟新文化运动，成了青年的偶像。“五四”运动后，《新青年》杂志社分化，他与陈独秀分道扬镳，创办了《每周评论》，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的“再造文明”重在政治文明——制度文明建设，从《努力》之后的《新月》、《新月》之后的《独立评论》、《独立评论》之后的《自由中国》，都深深铭刻着胡适为再造中国民主宪政制度所做努力的轨迹。但由于他的想法与中国的实情不符，胡适的自由主义和“再造文明”设计全都碰了壁，但胡适所设计的“联合国”却成功了。1942年9月初，胡适在华盛顿大学做了题为《联合国》的演讲。《三人行》的作者认为，“联合国”这个设想属于胡适的发明专利。胡适设计的“联合国”，为“能使世界安于民主政治及人道主义之程序与机构”。1945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的胡适在出席美国旧金山会议时，因为《联合国宪章》规定5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享有否决权，而拒绝在《宪章》上签字，因为胡适认为这项规定不符合国与国之间不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的原则，这又表现了胡适作为永远的自由主义者的本色。
（《五四三人行——一个时代的路标》 作者：陈辽  本书已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于2010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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