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毛泽东读评谢灵运

1949年5月5日，刚进北平的毛泽东把柳亚子接到双清别墅叙谈。两位现代诗坛的巨匠，兴致勃勃地谈到古今不少诗人诗作，分手时，毛泽东应柳亚子之请，在他的《羿楼纪念册》上写了一个题记：“‘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柳先生惠临敝舍，曾相与论及上述诸语，因书以为纪念。”看得出，这是一次轻松的聊天。毛泽东在筹备开国的繁忙间隙，同人漫论山水闲情诗句，也算一桩雅事。  
　　毛泽东和柳亚子“相与论及”的“池塘生春草”，是谢灵运《登池上楼》一诗中的名句。至于这句诗写得究竟是怎样的好，前人大体说在雕琢繁绮的六朝诗歌中，此句无所用意，却自然天成，刻画出春天到来的神韵等等。谢灵运的诗歌多写山水，好庄老玄言。毛泽东喜读其诗，《古诗源》里收录24首谢诗，毛泽东圈画了22首，并在该书编者评论谢诗“一归自然”、“匠心独运”、“在新在俊”等处，也画上了曲线或圆圈，看来是重视前人对谢诗的这些评价，也传达出毛泽东对谢诗的欣赏所在。      
　　一个人在现实中的角色固然会影响他的欣赏旨趣，但其旨趣不会固定单一，不同的处境和心境会引发不同的欣赏要求，不同的年龄也会形成不同的欣赏习惯。毛泽东的诗风、诗趣，均偏于豪放，却依然喜读谢灵运描摹山水的清莹闲适之作，反映出人欣赏心理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对此，毛泽东在1957年8月1日的一封信中，有过专门的分析。他说：“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袒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这段议论揭示了人们的欣赏规律，也可视之为对毛泽东喜读谢灵运诗歌的一个注脚。金戈铁马、叱咤风云的毛泽东，倾心体会清新自然、恬淡闲适的山水诗，也算是英雄本色的一个侧面。      
　　作为诗家，毛泽东在欣赏谢灵运诗歌的同时，也自有理性评价，并且一出言便把谢诗放到中国诗史发展的长河中来看待。毛泽东晚年多次评论谢灵运在开创中国山水诗题材方面的贡献。他认为，山水诗的出现和蔚为大观，是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如果没有魏晋南北朝人开辟的山水诗园地，没有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派，唐人的山水诗就不一定能如此迅速地成熟并登峰造极。就此一点，谢灵运也是“功莫大焉”！毛泽东论诗，不光从自己的欣赏感受出发，也自有其诗家见识。      
　　那么，作为政治家，毛泽东读谢诗，又会有怎样的体会和发现呢？      
　　毛泽东从谢诗中看到作者进退失据的内心痛苦和矛盾。在一本《古诗源》所录谢灵运的山水诗代表作《登池上楼》旁边，毛泽东写下这样一段批语：“通篇矛盾。‘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见矛盾所在。此人一生矛盾着。想做大官而不能，‘进德智所拙’也。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晚节造反，矛盾达于极点。‘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是造反的檄文。”      
　　山水诗人心中不只存闲情逸事，这是不难理解的常识。就谢灵运而言，从写山水到写“造反的檄文”，看似反差很大，其实也自有来历。毛泽东洞悉谢的底细，对其家庭及其生平事迹了然于胸，才有如此分析。谢灵运出身于钟鸣鼎食的显赫世家，东晋的大功臣谢安是其曾祖辈，淝水之战的前线总指挥谢玄是其祖父，谢灵运则自幼袭封康乐公。这样的出身和地位，一生不忘朝廷，总想再起腾达，是很自然的。1975年，毛泽东在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的《晋书》封面上曾批道，“九月再阅第七十九卷《谢安传》、《谢琰传》、《谢玄传》。”在《南史》列传中，毛泽东还仔细圈点了叙述谢灵运及其家族史迹的文字。这大概便是古人说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吧！
　　谢灵运家族，是支撑东晋王朝的“族阀”。刘宋王朝建立后自然对谢氏家族有所警惕，谢灵运也就被贬出朝廷，去做了永嘉太守。或许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本来喜欢侈谈庄老玄言，忘情自然山水的谢灵运，索性更肆意地投入其中。这样一来，倒真的成就了他，单凭其《登池上楼》中的一句“池塘生春草”，就可以千古留名了。在其大量山水诗赋中，也是常常援引佛道之语，或曰“心放俗外”，“投吾心于高人”（《山居赋》）；或曰“昔余游京华，未尝废丘壑”（《斋中读书》）。这些表白虽大多是有意给世人看的，却仿佛是“弄假成真”，在职期间“肆意遨游”，看起来是不想过问政事了。      
　　这些表面文章，倒也瞒过了朝廷。宋武帝死后，继位的宋文帝把他请回京城，“唯以文义见接”，也就是说，既然你好老庄之道，诗文也写得好，放在朝廷谈论点文化问题也无大碍。但宋文帝哪里知道，这谢诗人真正希望的却是“自以名辈应参时政”。久而久之，不得志的谢诗人就有些绷不住了，经常“称疾不朝”，似乎要给宋文帝一点颜色。不料，宋文帝也不是省油的灯，又把他罢免出朝，去当临川内史。在封建社会，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大有人在，有人在宋文帝面前告他“谋反”。这一着，真是把谢诗人逼到了墙角，不愿再“恬淡”下去了。史书说他“遂有逆志”。第一次外放，最多只是说说“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意思是，要进取有为，但无德智可施；想退耕山林，又无力可用。按毛泽东的说法，做“林下封君”，其实是不愿意的，结果只好在模棱两可中遮遮掩掩，无奈自嘲。第二次外放，却是想掩饰也掩饰不住了，竟写出“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这样的句子，其格调离忘情山水已是十万八千里。诗人的内心不再徘徊，直接称颂起秦灭六国后心有不甘的韩国贵族张良（子房）。所谓“韩亡子房奋”，说的是张良18岁为报国仇，在博浪沙用重金雇一大力士，甩出一个60来斤的铁椎狙击秦始皇，结果误中副车。所谓“秦帝鲁连耻”，说的是战国末期，秦昭王派兵围困赵国都城邯郸，赵求救于魏国，但魏王畏惧秦国，劝赵王尊秦昭王为西帝，以求罢兵。齐国高士鲁连听说后，劝道，为人处事应有气节，自称东帝的齐王欺侮弱小的鲁国、邹国尚引起反抗，堂堂赵国岂能随便尊秦昭王为西帝呢？这才坚定魏、赵两国的抵抗决心。联系谢灵运由晋入宋的经历，称颂张良、鲁连，显然是在无所顾忌地吐露其压抑已久的心底真声。不久，谢灵运果然起事，结局是兵败被杀。      
　　被称为“造反的檄文”那几句诗，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8年10月，毛泽东在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起草的一篇《再告台湾同胞书》的结尾处，便充满感情地写道：“台湾的朋友们，不可以尊美国为帝。请你们读一读《鲁仲连传》好吧。美国就像那个齐王，说到齐王，风蚀残年，摇摇欲倒，他对鲁、卫小国还要那样横行霸道。六朝人有言：‘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现在是向帝国主义造反的时候了。”在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的心目中，谢灵运的形象已经由山水诗人变成了造反诗人。     
　　毛泽东读解谢灵运，从读者赏诗，诗家解诗，到政治家论诗，革命家用诗，真应了苏东坡说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是诗人诗作的丰富多彩，还是读诗人诗作的人本身丰富多彩？人们尽可去想。品诗论人，或本该如此。（陈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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