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教会：我国近代变革与发展的积极因子（1）

序   言
我国基督宗教（新教、天主教等）史是既近又远的历史，大陆许多地方仍有天主教堂、基督教堂及礼拜活动等，其信徒不少，但我们对基督宗教的了解却不多，有雾里看花的感觉，有设防、躲避之下意识。大陆语境里基督宗教及人与事形象均不佳，和谐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需要我们重读、重现、重塑基督宗教及形象。对马克思“宗教是鸦片”之说和毛泽东在《“友谊”，还是侵略》里的说法：“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要历史、辨证地看待、认识，不能教条、迷信和僵化。毛泽东也说过“宗教不是迷信，是文化”；1959年，他对哲学家任继愈说：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
近代的各种教案，使基督教会和传教士这一群体蒙受很多恶名、遭受许多非议。但就我们的发展动力而论，溯其本源有些源自基督宗教的人与事及影响等，本文钩稽的细枝末节无不支持了该观点。基于文献调查与考据，我们会发现近代中国的发展与基督宗教有不解之缘，它带来了已被遗忘了的许多温暖、知识和信息。在近代中国文明的养成和中国的发展中，基督宗教的主旋律是推进、拉动，本文的故事都是此结论的脚注。
 
若干相关的分析与评述
 
1、基督宗教在我们近代的文化改造、社会改造与国民性改造等中均具贡献力，我们的近代史及研究和群体记忆要如实地涉及、反映、总结基督宗教的事功；认识基督宗教要阳光，不应回避或讳莫如深。与基督宗教人士做朋友，就须重新发现、研究和肯定、认可之，不能自欺欺人或欺世骗人。国人“片面理解马克思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以为世界上那些宗教信仰像中国民间信仰一样，都是愚昧的产物”；“除了中国文明和古希腊文明之外，其他文明都采用了宗教的形式。犹太—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佛教，都是高级文明”。[1]全面考量基督宗教的所作所为及历史，可安全地说基督宗教在欧美的发展、进步中具重要作用，我们的近代发展它也有作为，贡献则是主流。基督宗教的语境、文化、理念和活动等是我国近代发展的重要环境。
客观地讲，基督教会和传教士在我国传教，也有效展示、传递了西方文化与文明；基督教在华传教史就是大半部中西文化交流史，传教士里不乏支持我国走向进步、文明的正义之士。如：傅兰雅向我们系统介绍了西方文化的新成果，起了开启民智的作用；乐灵生同情中国新文化运动，要求取消美国在华的不平等条约；文幼章以支持中共和保卫世界和平而著称。我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历次重大事件，都通过传教士而不同程度地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2]何兆吾先生指出：天主教徒、明代科学家、思想家“徐光启的哲学思想及方法论，应该公正地不是和他同时代的利玛窦等人而是和他同时代的培根、伽利略和笛卡儿相提并论。”上海市徐光启纪念馆里有对联这样评价馆主：“虔信天学泛爱众人富过利民树贤范，深研博物躬行农政学贯中西创伟业”。民国人物邵力子、冯玉祥、柳亚子、蒋中正等均有题词高度赞誉这位先贤。
2、来华传教士沟通了中西方的相互了解与交流，他们的活动促进了中国近代科学文化的发展，为国人认识和学习西方提供了知识与思想来源等；许多传教士也在学习中国语言、中国历史等中成了西方最早的汉学家。天主教倡导“一夫一妻”婚姻制、主张男女平等；他们传播的平等思想等，动摇了中国封建统治基础。近代教育家、原燕京大学校长吴雷川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里提出，经过长期的文化交往与碰撞，基督教在中国实际上已产生了潜移默化、甚至颇为实质性的影响；“这多少年来，西方的学说、艺术、制度、礼俗等，很自然地传播到中国，中国也很自然地接受而仿效，其中有好些是由基督教直接或间接地介绍而来。现时的中国文化，似乎早已含有基督教不少的成份。”
吴雷川强调：基督宗教“不但不妨碍社会进化，并且是人类改造社会的原动力”；“宗教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一种动力”。他认为：基督“宗教的功用在于领导个人以改造社会”，基督宗教“以改造社会为唯一的主旨”，“以自由、平等、博爱三者为人类社会最高的境界”。他说：“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得着很好的机会，在中国文化方面也有过相当的贡献---现时在中国流行的耶稣天主两教，在这将近百年之中，从外国派来的热心传教士何止万人，从外国运来为教会用的金钱何止万万，各教会的热心布道固不让前人，对于社会上有益的工作且较之以前更为推广”。陈独秀在“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里说：“我们今后对于基督教问题，不但要有觉悟---而且要有甚深的觉悟，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
3、复旦大学宗教学教授李天纲也说：“中国历史上基本保持了一种‘多元文化’”；“明清以来，怀有自由思想的儒家学者，如朱熹、王阳明、徐光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戴震、章太炎都或明或暗地采纳了佛教、道教思想精华，甚至还采纳了法国耶酥会士带来的欧洲天文学学说，用以改造儒家。”他们“用鲜活的思想滋润和更新儒家，把它拉回到一种‘修身养性’、‘实事求是’的个人学说”。[3]基督宗教和佛教一样，“因果报应论”的思想明显，且特强调。就社会发展及因素而论，学家葛剑雄指出，“在很多国家，起作用的是宗教，不管哪种宗教，都讲因果报应。”“现在有个误解，以为中国历来都是儒家学说在起决定作用---不是的，至少明清以来，对中国真正起作用的，不是孔孟学说，而是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起的作用远远超过孔孟学说，没有读过书的人也知道，只能做好事，不能做坏事，做坏事要遭报应。这种观念根深蒂固，起的作用比多少说教都管用。”[4]可见，基督宗教及影响是我国近代发展的因素。
美国学者邓恩在《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里说：“晚明时期耶稣会会士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在国际间文化交流的历史上，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为数不多的一伙人，以他们所创建的中国与欧洲的思想联系，几乎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也改变了自那以后的世界”。他强调：晚明时期耶稣会会士“在东西方文化关系史上写下了光辉夺目的篇章。他们是现代成功地开创东、西方两个世界接触的先驱”。[5]
 
若干事实一瞥与回放
 
打开历史记事簿、拾捡遗漏的档案、拼贴历史的马赛克，可唤起我们的记忆，并逼近真实的历史。如是，大家会“惊讶地”发现就我国城市、社会变迁和近代发展而论，基督宗教其人其事其功有积极意义，它是有功的；基督宗教为近代中国发展所做的“功”应让更多的人知道。过去我们对基督宗教的认识、评价与行动，是自损形象、自毁声誉之举。
1、来华传教士贡献拾零：
1）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德日进（1881—1955）是古生物学家、法国科学院院士，他主张进化论。德日进曾在我国开展科学考察，1929年他参加了周口店北京猿人颅骨化石的鉴定工作，为我国的生物学及发展做出了贡献。
2）美国传教士丁韪良（1827—1916）是我国早期科技传播的重要推手，曾任北京同文馆英文教习和总教习，又任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为我国近代教育、法学建设与科学教育等做出过贡献。
3）德国传教士郭士立（1803—1851），19世纪30年代主编《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杂志，它也刊载政治、科学与商业等文章、信息，传播西方文化；1834年和传教士裨治文组织益智会。
4）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1845—1919），19世纪70年代在太原主办赈灾活动；1890年，担任天津《时报》主笔，撰文鼓吹维新变法；次年任上海同文书会（后来的广学会）总干事，连续任职25年；广学会出版了大量书刊，宣传基督教和西学，该组织是我国近代科技传播的重要机构。李提摩太参加了强学会，和康有为、梁启超等有联系，支持清末的维新变法。1902年，利用庚子赔款他又要求山西当局成立山西大学堂（此乃我国最早的自办大学之一，现为山西大学），并主持该校业务工作。
5）美国传教士林乐和（1836—1907），1863年任清政府上海广方言馆教习，1868年任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参与翻译、出版了许多西方科技书籍等。1874年9月，他主编《万国公报》，这是一份面向高官的政治、经济、科学与宗教等的综合性刊物，在科技传播上有过贡献。1882年，他在上海创办中西书院等。
6）1623年，耶稣传教士曼·迪亚士和龙华民制造了中国最早的地球仪，它融合了东西方文化，专为中国皇帝制作。该地球仪的非洲、欧洲海岸绘图当时中国传统地图有很大差异。中国传统地图往往夸大了中国面积，并将中国的位置摆放在世界的中心。[6]
2、明朝末年，入华耶稣会士带来了西方的天文、数学知识。天主教教徒徐光启等人对此进行了学习和研究，采用西洋新法推算，效果极佳。因此，徐光启奏请开设历局，聘用传教士协助修订历法。崇祯皇帝批准了他的建议，在北京宣武门内开设了历局，德国传教士邓玉函、龙华民等人均进入历局工作。崇祯三年（1630），邓玉函去世。在徐光启推荐下，汤若望离开陕西来到北京，进入历局任职。在此汤若望与徐光启、罗雅谷等人合作，翻译西方的天文学著作，制造天文仪器，修订历书。徐光启主持、西方传教士参与编撰的大型《崇祯历书》是我国天文学发展史的一大转折，西方天文成就（宇宙体系、几何体系、度量制度等）首次较系统地纳入我国的天文体系，弥补了我国传统天文学的不足。明代亡后，汤若望将《崇祯历书》略加删改，以《西洋新法历书》为名献给了清代顺治皇帝。据此制定的历书，即《大清时宪历》；它于康熙时正式颁行。
明朝灭亡，汤若望留在北京。清兵入城，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内城居民全部迁往外城，以供清兵驻扎。汤若望为了教堂及其天文仪器、图书资料的安全，冒死上疏，请求仍留原地居住，并对自己所从事的传教和修历工作做了简要介绍。清朝大学士范文程对此极为重视，他深知天文历法与王朝兴衰的关系。为了表明“新朝定鼎，天运已新”，清廷需要准确地观测天象，颁布历法，以新天下耳目。以范文程为媒介，汤若望得以进入清朝宫廷，修订历法。经过公开验证，清廷确认汤若望的历算准确无误。为此，他们不仅采用汤若望按照西洋新法修订的历书，将之定名为《时宪历》，且任命汤若望执掌钦天监，使之成为中国史上第一位任此要职的西方传教士。这样，汤若望步入清朝仕途，为清朝皇帝司天，将天主教在华传播的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汤若望以渊博的学识、出色的工作和对皇帝忠心，赢得了顺治帝的器重和礼遇。除了执掌钦天监外，他先后被加封了太常寺卿、通议大夫等品衔，后又授通政使，进秩正一品。真可谓青云直上，恩宠已极。汤若望创造性地执行了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从顺治八年到十四年（1651―1657）冬，他不仅成为顺治帝身边倍受宠信的老臣，且与顺治帝建立起了一种亲密至诚的个人关系，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年轻的顺治帝亲切地称呼汤若望为“玛法”（满语，可亲可敬的尊者、长辈、爷爷。），不仅特许“玛法”在必要时随时进宫谒见，而且多次亲临馆舍向他叙谈求教。仅顺治十三、十四年两年间，就登门亲访达24次之多。汤若望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学问上循循善诱，在国事上忠言直谏，使顺治帝倍感可亲可敬。汤若望的进谏和建议很多，对顺治帝的帮助很大。汤若望竭诚为顺治帝效力，目的是为了争取顺治帝皈依天主教，或者使顺治帝对教会产生好感，为天主教在中国传播打开广阔的道路。因此，汤若望利用一切机会，巧妙地向顺治帝传教布道。顺治帝对汤若望的恩宠不断升级，对汤若望所代表的西学等表现出明显的好感。顺治十年（1653），钦赐“通玄教师”荣称，并发布谕旨，褒奖汤若望。顺治十四年（1657），钦赐于北京天主堂立碑，御制碑文，并赐教堂匾额“通玄佳境”。 
3、近代中国公教报刊几乎全由中国籍教徒创办或任主笔，虽然教区和修会是它们的支助者，但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华人教徒的愿望和感情。他们在介绍西学，输入世界知识方面开风气之先。同时，随着对19世纪教会与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历史关系的反省，在这些杂志中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教会本地化的意识。它们注重介绍当时中外的社会运动和社会消息，提倡文学和文艺的探索电脑感。在中华民族全民抗战中，教会通过这些报刊鲜明地表达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立场，一洗国人以往的观感。
1）近代中国最早的中文天主教报刊可能创办于上海.1878年12月16日，传教士李问渔创办的《益闻录》在上海试刊，其宗旨为宣传公教教义，并介绍西洋科学，兼报新闻及时事评论。它是近代上海，也可能是近代中国第一份公教报刊。1898年它与《格致新报》合并为《格致益闻汇报》，又过一年，改称《汇报》。至1911年辛亥革命停刊，历时32年，一直由李问渔任主笔。1887年，李问渔创办《圣心报》，它是祈祷宗会的机关报，其宗旨为礼敬耶稣圣心，自创办起即使用白话语文，清新雅丽，妇孺皆能领悟。1949年改名为《祈祷宗会》和《心声》，1951年停刊。上海地区最重要的天主教杂志则是《圣教杂志》，创刊于1912年，先潘谷声任主笔，1924年至1938年由徐宗泽任主笔，历14年，至1938年日寇大举进攻上海时停刊。该刊刊登教宗通谕及各圣部的文件，报导与教会有关的消息、论文、传纪文学和历史掌故。徐宗泽任主编以后开辟了“文化”、“妇女”、“文学”、“游记”、“文艺”、“随笔”、“信箱”，拓宽了该刊的报导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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