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我国近当代若干慈善史实及现实思考（1）

 
摘 要：基于一些史实，说明基督宗教为我国近当代的慈善做过有益之事，发挥过较大作用，其正面影响颇大。新时期慈善事业，当积极引导、继续发挥基督宗教的慈善功能与作用，使之更好地“安老、扶助、助学、济困”，为和谐社会的建设与科学发展服务。加强现代慈善文化建设、促进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可借鉴、移植、完善基督宗教的慈善文化等。
关键词：基督宗教     慈善     近当代中国     和谐社会
 
 
（一）
基督宗教是我国的一种社会资源和社会规范，我国近当代慈善事业中，它作了一些善事，发挥过作用、颇具正面影响。天主教、基督教等的慈善事功具一定的代表性，我们的慈善事业，它曾是重要角色和支柱、推手，在社会发展中有引领、示范作用，积极意义较大。围绕慈善宗旨与精神——爱心、责任、公益、仁慈、宽厚、同情、善良和劝人向善向上、助人施善等，团结基督宗教、发挥其慈善功能，让它在当下的助学、助医、助困等方面，做点实事，这是建设和谐社会所需的，并具样板意义和标本价值。
慈善事业是崇高的事业，它有利于提升社会道德水平，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完善慈善工作、推进慈善创新、升华慈善文化、健全慈善法制是科学发展的任务与内容。帮助困难群众改善生活境遇，让其求得更好的发展机遇与更高的生活水平，是社会责任和慈善的要务。切实保障社会群体的生存、发展空间，为和谐社会建设添砖加瓦，基督宗教可在政府的引领下再做有益工作。慈善，是基督宗教的传统与特色。学习、弘扬人类共同的慈善文化资源，营造惩恶扬善、扶危济困、助人为乐、乐于奉献的社会风尚，是我们应有的科学态度。建树、强化博爱、公德、善心和公民责任、感恩之心，以及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等价值观与行为，进而推进我们的慈善事业，借鉴、借力基督宗教慈善文化资源是可能、可行的。
 
（二）
下列零星杂乱的史实，从多侧面说明，基督宗教、传教士与教徒，曾为我国做过有助于百姓的实事，它有功于百姓生活、生存或社会发展等。传教士在我国也传播西方文化，大力宣扬、践行博爱理念。他们曾积极致力于我国的慈善、赈济活动，且在我国慈善、赈灾史上具重要地位。
1、明末饥荒现象严重，为解决百姓与饥民生计，天主教徒徐光启大力推广种植已在福建扎根的产量极高的农作物——番薯，此举在全国获得成功。“穷人的粮食”番薯引种的成功，导致我国人口明显增长。据何秉棣的《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可知，我国人口明末有5000多万，清代乾隆年间增长到了近3亿 ；一百多年间人口增长了6倍之多。究其原因，番薯等美洲农作物在全国的推广种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16世纪番薯等农作物的引种并取得成功，是我国历史上继水稻革命后的“第二次农业革命”。
100多年前，英国传教士到贵州西南部传教，同时给山乡农民带来了土豆（洋芋）及栽培技术，这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彝族居民等的生活问题。由于气候、土壤等原因，贵州西南部出产的土豆品质上乘（皮薄、个头大、味道美），一直深受人们喜欢，此地土豆一直是出口免检产品。叶辛，砂锅寨轶事，解放日报，2009—3—21（7）
 
在蓬莱传教的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将大花生种送给当地人栽种，这样山东便有了大花生，之后山东推广了这个品种（山东原只有小花生）。1871年，美国传教士在烟台引种苹果，这为烟台成为我国重要的苹果产地奠定了基础。
 
2、天主教徒、晚清秀才、20世纪上半叶我国知名企业家、民国上海富豪陆伯鸿，先后开办了首家民族资本钢铁厂兴和钢铁厂（上海钢铁三厂前身）、南市水厂、华商电车公司、大通轮船公司等企业。他是著名的慈善家，共开办了7家慈善机构，经常到慈善机构亲力亲为、身体力行，并示范、教育几个儿子如何善待穷人。这些机构是新普育堂（20世纪上半叶上海最大的收容社会弱者的机构）、上海普慈疗养院、杨树浦圣新医院、中国公立医院、南市时疫医院、杨树浦诊疗所、北京中央医院。陆伯鸿还创办了5所中小学，并参与编写《法华新词典》。林明杰，老房子身上的‘拆’字刺痛人心，新民晚报，2009—1—14（A7）
 
3、上海是中西方文化交流与中国近代文化的发源地，17世纪至20世纪40年代，该市徐汇区土山湾是天主教会的一个教育村（此处有土山湾孤儿院与圣衣院孤儿院等）。收养男孩的土山湾孤儿院始办于1864年，终于1962年，它设有细木工场、机械工场、五金工场、印刷工场与发行所等，土山湾孤儿院的课程有数学、语文、法语等。20世纪30年代这里是艺术、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业区。土山湾画馆种下了西方艺术的种子，它开设了西方美术系列课程（素描、油画、水粉画、雕塑等），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艺术家。
 
题材多样、非常绚丽、永久不退色的装饰品彩绘玻璃，是土山湾孤儿工艺厂的一绝，它由传教士自法国工艺美术学校移植而来，并逐渐形成土山湾具有特色的工艺品，土山湾因此被誉为“中国彩绘玻璃，此为第一出品处”。 1859年，法国传教士爱桑在上海董家渡创办印刷所，1869年迁入土山湾，正式开办了印书馆。上海月份牌绘画最早采用石印，1876年首次在土山湾印刷所印制。土山湾孤儿工艺厂是我国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是最早引进西方铅活字、石印技术与珂罗版、照相铜锌版等印刷技术之地。
 
徐悲鸿在《新艺术运动之回顾与前瞻》一文里说：“中西文化之沟通，该处（徐家汇）曾有极其珍贵之贡献。”1943年，徐悲鸿说土山湾画馆是近代中国西洋油画与艺术的摇篮。它先后培育了写实派雕塑大家张充仁、“中国水彩画第一人”徐咏青、美术教育家张聿光与范殷儒、顾言等知名画家。
 
传教士、雕塑家与画家范廷佐（1817—1856）与传教士、画家马义谷是该画馆教师，前者是上海董家渡教堂的设计者。中国人陆伯都修士曾主持画馆工作并教授美术课。“泥塑的神手”张充仁，海派雕刻家徐宝庆（在土山湾画馆生活、学习了20多年）和画家叶兆徵，上海月份牌画家徐泳青，杭雅英等都是该画馆的学生，张充仁的老师是安敬斋修士，徐宝庆老师是潘修士，叶兆徵老师为余凯修士。土山湾的木雕、花边编结工艺、彩帷毛绒绣、镶嵌画、刺绣、铜锌玻璃版照相、石印工艺等曾名扬海内外。100多年前，土山湾的多种木雕工艺作品几次在世界博览会或其他世界性展览上获奖，如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1905年比利时列日世界博览会与1915年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创造了我国的世博奇迹，它还在河内、德累斯顿等世界性展览上得过奖。黄树林，土山湾：百年“世博”缘，徐汇报，2009—5—3
 
4、清光绪年间，华北发生“丁戊奇荒”，为此，1877年3月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牵头联络在华外侨，在上海成立了山东赈灾委员会；因灾情蔓延、扩大，后又在该委员会基础上成立了中国赈灾基金会，在华北展开募捐、解赈与放赈工作等，效果很好。天主教会重视救济事业，每逢发生大灾害，它们都援手相助，比如1931年华北大水灾，天主教会募集20余万元用于灾区重建工作。
 
基督徒黄胜创办牛痘局，为上海儿童普种牛痘疫苗，为扑灭肆虐上海的天花流行病作出了贡献。由清朝上海海关出版的《中国海关医学报告》可知，19世纪最后几十年上海先后爆发过令人恐慌的“上海热”（发热性慢病）、“疯牛病”和“饮用水致命”等突发疫情。当时，在上海行医的传教士们为平息、消灭这些疫情发挥了重要作用，挽救了许多生命。面对疫情与危机，他们冷静、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科学方法（医生介入，确定病源，随时提供医学报告、公开信息等），从而迅速控制、解决了疫情。高唏，一个多世纪前的突发疫情，新民晚报，2008—5—25（B13）
 
上世纪初，基督徒阎宝航在东北创办“奉天贫儿学校”，免费接受失学儿童；抗日战争期间，他在重庆的家是大批抗日志士和各界精英的庇护所，周恩来曾将阎家誉为“阎家老店”。
    1985年，中国基督教丁光训主教等人在南京发起成立了新中国宗教慈善机构——南京爱德基金会，积极从事民间的慈善事业。
5、1932年“12．8凇沪抗战”期间，法国神父饶家驹任上海“华洋义赈会”会长，开展了震动全球的难民救济工作。闸北救灾时，他的右臂被弹片击中，不得已锯掉了，成为“独臂神父”。救灾期间，饶家驹在几个难民营（复旦大学操场、徐家汇土山湾工场与法租界外南市等地），为30万嗷嗷待哺难民的吃喝等操劳、奔波。上海“8．13”抗战后，他以“国际红十字会难民救济委员会”的名义，说服罗斯福总统从美国拿到了85万美元，这才有了难民碗里的白粥。所以，他被称为大恩人。《饶家驹安全区：战时的上海难民》（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8年）一书说，饶家驹神父是“二战”中最早、最突出的和平主义者（比拉贝、巍特琳和幸德勒等早），他开创了“二战”难民救济新模式。他用《日内瓦公约》和天主教人道主义，要求日军划出专门地界，以保证平民安全，并呼吁国际社会主持正义、维持秩序和救援。后来南京、武汉、广州等地的“国际安全区”模式，也采用了“饶家驹安全区”模式。“二战”欧洲战争爆发后，这一模式又在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推广、实施。李天纲，“恩人饶家驹”，新民晚报，2009—2—15（B6）1949年，国际社会修订《日内瓦公约》，其中“第四公约”——关于战时保护平民公约，就参考了饶家驹的经验与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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