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18世纪欧洲文化思潮中的“中国风”（2）

启蒙运动中的“中国热” 
　　刚才提到的几位哲学家都是德国的。现在来看看欧洲另一个大国——法国的态度。 
　　兴起于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启蒙运动是反对封建贵族的专制主义统治，张扬人文主义精神的思想解放运动。客观上它为新兴资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作了必要而且有效的舆论准备，直接导致了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启蒙运动席卷了欧洲所有主要国家，但他的中心在法国。法国的启蒙运动以法国“百科全书派”为核心，包括狄德罗（百科全书发起者）、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霍尔巴哈、拉梅特里、爱尔维修、波维尔、魁奈等一批杰出思想家。他们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至今仍是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他们的关注点涉及各个领域。他们在思想领域的主要矛头是基督教统治，提倡无神论哲学，主张自然神论。 
　　大家知道，文艺复兴挣脱了神的统治，确立了人的尊严。但是那时教会势力仍很强大，人们是不敢公开提出反对基督教、否定上帝的口号的。所以马克思说，人们只能“战战兢兢地请出古代的幽灵”，来为自己壮胆，也就是“借古喻今”的意思。现在启蒙学者们敢于公开这样做了。他们认为基督教用谎言蒙蔽了世人，掩盖了世界的真实面貌，把基督教统治的世界美化成世界上最好的世界，最文明的欧洲，因而他们无情抨击和嘲弄基督教神学的种种谎言，揭露欧洲的所谓文明。 
　　百科全书学派们当时从传教士那里深入了解中国的情况，发现中国恰恰是个属于自然神论的国度，对中国很快产生“热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推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他把中国视为人类社会最好的标本，说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袤、人口最多而且治理最好的国家。”（《哲学辞典》）他用中国的历法驳斥《圣经》中的上帝创世说。因为《旧约》记载的创世年代是公元前3761年，而中国“整个民族的聚居与繁衍有50个世纪以上。”而且他认为人类文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无不从中国肇始，并且早就遥遥领先。于是他以鄙夷的口吻嘲弄那些以最高文明自诩的基督教徒：当中国已是泱泱大国，而且治理有方的时候，“我们还只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里流浪的野人哩！”他称赞中国的历史记载“几乎没有丝毫的虚构和奇谈怪论，绝无埃及人和希腊人那种自称受到神的启示的上帝的代言人；中国人的历史一开始就写得合乎理性。”（“理性”是启蒙运动的一面旗帜）伏尔泰也高度称赞中国天文学的成就和神奇，说“世界各民族中，唯有他们的史籍持续不断地记下了日蚀和星球的交会。我们的天文学家验证他们的计算后惊奇地发现，几乎所有的记录都真实可靠。”伏尔泰把孔子的儒家学说看做他心目中的自然神论，认为这种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原则的“理性宗教”足以取代盛行于西方的带有迷信色彩的“神示宗教”。在伏尔泰看来，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啻是道德的最高准则，应当成为每个人的座右铭。 
　　这里有一段插曲。伏尔泰曾经结识了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二世，一度成为好友，所以被这位大帝接到他的行宫——波茨坦“无忧宫”住了几个月。在伏尔泰的影响下，腓特烈大帝对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在他的“逍遥园”里，在无忧宫旁边盖了一座“中国茶亭”，成为这个皇家园林里的醒目的一景。 
　　百科全书学派的另一名主要成员霍尔巴哈（德国血统的法国学者，撰写的百科全书条目达376条之多）也把中国的政治伦理视为治国良策，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与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了，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因此他提出了“德治”的主张，并且号召：“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模范。”狄德罗与上述两位的思路是相近的，他视线里的儒教“只须以理性和真理，便可治国平天下。”以此他把孔子与古希腊的圣哲苏格拉底相提并论，甚至认为荷马与孔子相比不过是“糊涂虫”。波维尔也把中国人的治国方略看做欧洲的方向，他指出：“如果中国的法律变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作为去向的美妙境界。”可见，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都以中国为理想的坐标去构想欧洲的未来。 
　　此外中国的科举制度也为百科全书学派们普遍叫好，认为铲除了贵族的世袭制，每个人靠自己的本事，“学而优则仕”。（当然欧洲的贵族也可以凭本事取得，如以往的歌德和当代的英国建筑师N·福斯特。） 
　　启蒙思想家中有一支“重农学派”，又称自然主宰学派。这个学派主张以“自然法则”和“自然秩序”替代上帝的神权（这实际上是以卢梭为代表的启蒙学者“回归自然”观点的延伸。这在稍后德国浪漫派那里也得到反映，他们已经嗅到了工业化发展的弊端）。 
　　欧洲的中国热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其高潮是18世纪60年代。他的创始人是法国的魁奈（Francois Q u e sn ay ，1 6 9 4 -1 7 7 4 ）。他于1 7 6 7年发表的《中国专制制度》一文,肯定了中国实行专制制度的合法性。此文使他获得了“中国的孔子”的声誉。他的《自然法则》一书强调“自然法则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而“所有的国家都忽视了这一点，只有中国是例外。”在他看来，自然秩序是人类理性的依据，而人类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权利的依据。他提倡以农为本，极为赞赏中国历代君王重视农业的政策，认为只有发展农业才能增加财富，贬低货币和商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魁奈死后，他的学生继续鼓吹他的思想。 
　　有一位重农学派的改革家叫杜尔戈（T urgot，1727-1781），一度当上法国财政大臣，一心想仿效中国，致力于发展农业的改革。那时他认识了两个中国留学生高类思和杨德望，两人正要回国，杜尔戈便挽留他们再待一年，以便让他们熟悉重农学派的思想和理论，并且交给他们52个调查提纲，对中国的经济、文化与历史等进行广泛的了解。这两人回国后根据提纲了解的情况定期向法国国务大臣贝尔坦汇报。同时在中国的法国传教士也根据重农学派的要求，收集丰富的资料寄回法国。在整个18世纪，中国的花木嫁接技术也传到了欧洲，推动了欧洲的园林建设。 
　　总之，中国漫长的农耕文明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对人类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波茨坦逍遥园内的“中国茶亭” 
　　文学、艺术激起的反响  
 


                                            慕尼黑英式公园里的“中国木塔”

 
　　当时西方的文学界对中国的反应要晚一拍，主要是因为，西方派到中国来的传教士中，都是思想家和学者，却没有文学家和艺术家。所以尽管中国文学非常丰富，但信息传递不及时。直到18世纪中叶，即“中国风”的尾声中，中国文学才开始远征西方。而它的第一个引领者不是传教士，也不是文学家，而是一位英国商人，名叫詹姆斯·魏金森。他在广东生活多年，通过英语和葡萄牙语译了一个四卷本的中国小说、戏剧、谚语和诗歌合集，包括《风月好逑传》、《中国戏提要》、《中国谚语》以及《中国诗歌》，1719年这部合集由英国人汤姆士·帕塞刊印了出来。13年后，法国传教士马若瑟把元代纪君祥杂剧《赵氏孤儿》译成法文，题为《中国悲剧赵氏孤儿》，翌年被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志》所收，很快就有了英、德、俄等译本。但马译本没有唱词，所以1741年英国出了全译本。 
　　刚才讲的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中，至少有一半都是文学家，如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卢梭等。伏尔泰对《赵氏孤儿》赞美有加，1755年特地把它改编成《中国孤儿》在法国上演。这出元杂剧的故事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记载，它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晋国，是一则舍生取义、替友人救孤复仇除奸的故事。伏尔泰则从人文主义出发，把故事挪到成吉思汗的年代，用那些大善大德的事例感染成吉思汗，使他从热衷于血腥征服的暴力迷狂中转变为懂得体恤爱护民众的君王。伏尔泰对于中国文学的西征作了前导。 
　　几年之后，即18世纪60年代，中国“十才子书”《风月好逑传》除了英译本外，很快有了法译本和德译本。但中国文学在德国大作家中首先引起反响的也是《赵氏孤儿》。德国著名诗人歌德认为这个剧“最深刻动人”。1781年歌德曾着手根据《赵氏孤儿》和《今古奇观》改编一个剧本《艾尔彭诺》，可惜没有完成。歌德最早提出“世界文学”的愿景，也是他最先在一部重要小说（《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中塑造了“世界公民”的形象。因此歌德把眼界朝向东方，朝向中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歌德对中国的了解不是通过传教士，主要是通过文学作品。就像当年的中国人不了解外国人而一概视之为“蛮人”一样，当歌德早年不了解中国的时候，对中国也是有误解的。但当他先后读到中国文学中诸如《好逑传》、《玉娇梨》、《花笺记》、《百美图咏》、《今古奇观》以及戏剧《赵氏孤儿》等作品的时候，很快改变了原来的成见，发现“中国人是一个和德国人非常相像的民族”，“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觉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纯洁、更明朗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容易理解的，平易近人的……因此和我写的《赫尔曼与窦绿苔》以及英国理查孙写的小说有很多类似之处”。尽管他知道，这些书“肯定不是”中国最好的小说。他相信“中国有千百部这样的小说，他们开始创作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在树林里生活呢。”歌德还把中国诗人与法国诗人贝朗瑞作了对比，指出“中国诗人那样彻底遵守道德，而现代法国第一流诗人却正相反，这不是极可注意的吗？”于是他认为，“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数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期存在下去。”出于对中国人的这种好感，歌德晚年还根据某些中国诗歌的主题，写了一个小诗集，提名为《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共14首诗。 
　　歌德的伟大盟友席勒也是对中国很感兴趣的德国作家之一。1794年他从一位德国译者即穆尔那里得到一本《好逑传》的德译本，爱不释手，因嫌译得不好，很想把它改写一番，而且已经和一家出版社签了约，打算最晚在1806年完成。可惜1805年他就去世了，留下遗憾。年轻时，1782年席勒曾把意大利戈茨的歌剧《杜兰朵》改编成话剧，有人猜测，是不是因为剧中有“中国公主”的缘故呢？ 
　　中国艺术对西方的征服比古代经典要晚，但比文学要早，在18世纪上半叶即引起反响。主要是法国、意大利和英国。法国有两位代表这个时代欧洲画风的画家对中国艺术情有独钟，一位是瓦托（Je an -A n to in e W atte au ，1 6 8 4 - 1721），另一位是博歇（Francois Boucher，1703-1770）。两人都是欧洲罗珂珂风格的主要代表，前者比后者更有名。他们都倾向于淡雅、柔美的审美情趣，而中国的水墨画，尤其是山水画比起欧洲的油画确实要清淡得多。有人评价瓦托“深得中国六法”。据说他的一幅最具中国画韵致的《孤岛帆阴》藏于卢浮宫，我查了一下英文版的《卢浮宫藏画集》，可惜没有。他和博歇是师生辈，所以常常是瓦托给博歇出一些有关中国的题意，让博歇来画。可是这在他们的主要作品中都没有体现出来。只是在一些装饰性的作品中才能看到，如沙发和座椅的靠背、壁毯、陶瓷制品和屏风等。还有就是某些速写小品。当时英国有一批水彩画家也受过中国画的影响，如柯仁和他的学生特涅等。 
　　中国艺术对西方艺术发生的影响具有深远意义的是园林艺术。中国园林那种飞檐翘角的亭榭、高耸的层塔，富有妙趣的石桥、假山、钟楼以及蜿蜒的小径等都使他们赞赏不已。他们还专门给“蜿蜒小径”创造了一个新的名词，叫“蛇形曲线”。当年席勒就很欣赏这种蛇形曲线。欧洲不少国家都利用中国造园艺术的这些特征作为部分元素纳入他们一些重要的园林设计中。如18世纪德国萨克森公国的统治者就曾在德累斯顿附近的易北河畔盖了一座皮尔尼茨宫，其中的“水宫”就是按中国建筑的风格建造的。德国卡塞尔一位以往的伯爵威廉·索赫还在一条叫“吴江”的小溪旁建了个“木兰村”，连挤牛奶的黑人都穿中国服装，俨然是个江南园林。至于波茨坦的茶亭和慕尼黑的木塔就更是代表作了。难怪18世纪中叶的英国皇家建筑师威廉·钱伯斯，即《中国建筑、家具、衣饰、器物图案》一书的作者，在他的经典性著作《东方园艺》（1772）一书中这样赞美中国园林艺术：“中国人设计的园林艺术实在是无与伦比的。欧洲人在艺术方面无法与东方的灿烂成就相媲美，只能像对太阳那样尽量吸收它的光辉而已。”这位年轻时曾在广东生活过、后来还再度去那里考察过的资深建筑师在书中强调：“中国庭园以自然为模范，主张一切美来自自然，模仿自然中的无秩序。”因此他主张“我们的庭园通常只与原野相似，完全近乎自然的摹写。”最能体现他的艺术主张的是他自己设计的、位于伦敦郊区的“丘园”，园中还建了一座高高的中国塔。这种审美趣味显然造成了一种社会风尚，像英国作家爱迪生、诗人蒲伯等都造了中国式花园。而且还有理论著作做支撑，如哈弗潘尼的《中国趣味的田园建筑》（1750）。这样，欧洲的公园就形成了两种模式：英式公园和法式公园。前者遵循曲线造型，小桥流水，树木参天，富有浪漫主义的田园风味和野趣；后者按照几何造型，整齐有序，人工雕琢痕迹较重。领头反对“规矩花园”的英国曲线美学的倡导者肯特有一句名言：“大自然不喜欢直线！”英国人的这一观点显然也影响了法国，所以后来法国也出现了“中英式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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