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中西方古代税收：中国常讲轻徭薄赋却越改越重

本月初，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发布《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2010》。该报告显示，2007年至2009年，宏观税负水平分别达到31.5%、30.9%、32.2%。这些数据与财政部官网转载的文章所显示的数据有较大的差距。该文章显示，2007年至2009年，我国宏观税负分别为24%、24.7%和25.4%。统计口径的不同固然是导致最终数据不同的重要原因，但宏观税负的逐年增长趋势确是不容否认的

    税收是国家收入最重要的来源。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税收，或称赋税制度的国家之一。赋税在中国古代往往就是政治的组成部分，许多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也是赋税改革。而且赋税改革也往往和政治改革一样昙花一现、半途而废或改而无果，甚至小善不彰，大恶随至。总之，赋税在中国古代是屡改屡败，屡败屡改，最终也没多大成果。

    然而，这也是历史，这也就是历史。

    中国古代税收特点

     不断改革

    我国的赋税制度大约发端于公元前3000多年。夏、商、周时期实行贡赋制，这是赋税的雏形。春秋时期，鲁国实行“初税亩”，这是我国最早开始征收的地税。

    秦朝时期赋税非常沉重，农民要把收获物的三分之二交给政府。赋税繁重，民命不堪，导致秦朝短命而亡。

    汉朝时开始“编户齐民”，国家把农民编为户籍，作为征收赋税徭役的根据。编户制度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赋税徭役制度的正式形成。

    在汉朝，农民的负担有4项：田租、算赋和口赋(人头税)、徭役(公益性无偿劳动)、兵役。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教训，实行轻徭薄赋政策。汉高祖实行十五税一，文帝实行三十税一，东汉光武帝把田租恢复到三十税一。

    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实行与均田制配套的“租调制”。这项制度规定，受田(分到政府分配的土地的)农民，每年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租栗，还必须缴纳“调”，即帛或麻作为户税，还必须服徭役和兵役。

    唐朝的前期沿用租调制并发展为“租庸调制”，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缴纳定量的谷物和定量的绢或布，还必须服徭役。不去服役的也可以缴纳绢或布代役，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这就是“庸”。

    唐中叶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瓦解，租庸调制弊端显现。公元780年，宰相杨炎提出并推行“两税法”，按照财产和土地的多少征收户税和地税。户税按户以钱定税，地税按田征粮。征收时间也开始固定，一年分夏秋两季征收。

    这是我国古代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奠定了唐朝后期至明朝中期赋税制度的基础。

    北宋主要实行两税法，明朝实行“一条鞭法”，将力役折银分摊到田亩征收。

    清承袭明制，以“田赋”和“丁役”合称“地丁银”，作为国家的主要税收。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亩”，即把丁税平均摊入田亩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

    这一制度的实行，部分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经济负担，废除了中国历史上长时期存在的人头税，国家对劳动人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放松，杜绝了历史上长时期存在的隐瞒人口的现象，促进了人口出生率的提高。劳动者有了较大的人生自由，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赋税规则的简化减少了官府打马虎眼任意加税的可能。

    我国赋税制度的沿革规律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征收标准从以人丁为主，演变为以田亩为主，征收的物品由实物地租为主演变为以货币地租为主，征收的时间从不定时演变为基本定时，农民由必须服徭役逐渐演变为纳绢代役，税种由繁杂多项演变为简单划一。

    中国古代赋税思想

    轻徭薄赋

    在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问题上，中国古代的理财思想大多主张以赋税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比如北宋的思想家李觏提出了“国之所宝，租税也”，而有的则主张将财政收入来源的重点放在非税的经济收入上。比如《管子》一书就反对强制征籍，主张扩大经济收入以代替租税，主张用货币、价格、贸易等政策增加非税的经济收入。西汉重臣桑弘羊、元朝丞相卢世荣也主张将财政的重点放在经济收入，如盐、铁、酒等专卖收入，贸易收入等方面。

    在税收方面，中国古代的理财思想大多主张“轻税”。孔子和孟子提出“轻徭薄赋”，隋文帝时期苏威提出“轻赋役”，明代理学名臣丘浚提出的“上之取于下，固不可太过，亦不可不及”等。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较有特色的观点，比如魏晋时期思想家傅玄提出赋税“至平”、“积俭趣公”、“有常”、“壹制”说。至平，意思是根据官吏的多少、年成的丰欠来平均征税。积俭趣公，即为公节俭，不浪费民力。有常，即征收要有稳定的规章，赋税要相对稳定。壹制，即统一制度。

    唐代著名的经济改革家和理财家刘晏提出“知所以取人不怨”和“因民所急而税”的原则。取人不怨，是指政府通过控制物资和市场物价等经济手段来取得财政收入，而不是单纯依靠增加税收来达到目的。因民所急而税，是指选择人们日常急需的商品课税，其税源充足，稳定可靠，容易收到广收薄敛的效果。

    北宋的思想家李觏、文学家苏轼均主张通商。李觏和苏轼反对国家专卖，主张让私商自由经营，国家征税。李觏说：“今日之宜，亦莫如一切通商，官勿专卖，听其自为。”苏轼提出了“农本俱利”的观点，主张通过减免商税方式促进商业经营活动，在商业发展的基础上获得更多的商税收入。

    明代重臣张居正反对苛征商税，主张厚农与厚商并重。他认为国家要使商通有无，农力本穑。商可利农，农可资商，农商应相互平衡与协调。

    清代启蒙思想家魏源对善赋民与不善赋民提出了新的比喻。他说：“善赋民者，譬如植柳，薪其枝叶而培其本根；不善赋民者，譬如剪韭，日剪一畦，不罄不止。”他认为，减税是涵养税源的手段之一，适当减税，反可以增加税收。

    清代学者王源主张重商，指出：“本宜重，末亦不可轻。假令天下有农而无商，尚可以为国乎？”他认为商人须跻于士大夫之列才是杜绝商税偷漏的根本途径。他主张实行资本税，取消繁杂的商税。


关键字： 内容标签：中西方,中国,税收,古代,常讲轻徭薄赋却越改越重中西方 中国 税收 古代 常讲轻徭薄赋却越改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