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中国地名学史分期及其特征（二）

三、成熟时期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雨过天晴，科学迎来了春天，地名学研究的热潮也迅速兴起，现代地名学获得了健康的发展，步入了它的成熟时期，主要成绩有：
　　1. 建立管理、研究地名的机构。
　　1977年成立了中国地名委员会，各省、市、自治区的地名机构及各市、县地名组织也相应建立起来。1979年、1980年召开了两次全国地名工作会议，确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地名普查。整个普查工作是在中国地名委员会的指导下，在各省、市、自治区地名机构的领导下进行的。通过地名普查，为实现我国地名的标准化提供了丰富资料。1986年1月23日国务院颁布了《地名管理条例》。1988年，成立了中国地名学研究会。1992年7月，在原国家测绘局测绘科学研究所地名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地名研究所。同时，民政部也建立了地名研究所。
　　2. 进行中国地名拼写的标准化
　　1958年的《汉语拼音方案》正式公布后，如何以它来取代汉语的外来各种拼音形式，从而正确统一地拼写我国地名，不仅是个技术问题，而且还关系到国家的尊严。1977年8月，在雅典举行的第三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上通过了中国代表提出的《用汉语拼音拼写中国地名作为罗马字母拼法的国际标准》提案。次年9月，国务院批转了关于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的报告。于是，从1979年元旦起，我国对外文件、书刊中的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一律改为汉语拼音。与此同时，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测绘总局制定了《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和《少数民族语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按照这一规定，蒙、维、藏语地名可直接从原文音译转写。这些工作不仅推动了中国地名的标准化，而且便利了民族往来和国际交往。
　　3. 参加国际会议与学术交往
　　在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之后，1975年中国应联合国秘书长的邀请派代表参加了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第6次会议。此后参加了历届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会议和地名标准化会议。1979年，中国代表在出席了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第8次会议后顺访了美国地名委员会（The United States Board On Geographic Names），交换了情况，互赠了地名资料。此后与日本地名研究所、英格兰地名学会（English Place-name Society）均有交往。从此，中国开始了地名工作方面的国际友好交往。我国参加国际地名会议和国际地名学术交流，使我国地名科学的发展纳入了世界地名科学发展的轨道，推动了中国相对落后的现代地名科学研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进程。
　　4. 开展地名学研究，出版了若干定期刊物和一批学术论著。
　　中国地名委员会成立后，各省区相继出版了一些地名学刊物，其中大家熟悉的有山西《地名知识》（1979年创刊）和辽宁《地名丛刊》（1984年创刊），前者自1993年起更名为《中国方域》，后者自1991年起改名为《中国地名》，其它尚有云南的《地名集刊》、《江苏地名》、《内蒙古地名》等。这些公开的和内部的刊物共同成为发表地名科学研究成果和交流地名工作经验的阵地。同时，发表了一批学术界有影响的论文、专著和文集，代表了中国现代地名学研究的新水平，标志着中国现代地名学的完全成熟。这样的论文有曾世英等《试论地名学》、杜祥明《地名学概述》、史念海《论地名的研究和有关规律的探索》、陈桥驿《论地名学及其发展》、邹逸麟《谭其骧论地名学》、刘伉《略论地名的起源与演变》、史为乐《谈地名学与历史研究》、周振鹤等《古越语地名初探》、尹钧科《论历史地名在地名学研究中的地位》、韩光辉《中国地名学的发展》、王际桐《中国地名标准化雏论》等，专著与文集有曾世英《中国地名拼写法研究》、《曾世英论文选》及其续篇、史念海主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二辑、中国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地名学文集》、褚亚平主编《地名学论稿》、邱洪章主编《地名学研究》（一、二集）、王际桐主编《地名学概论》、王际桐主编《实用地名学》、王际桐著《王际桐地名论稿》、褚亚平等著《地名学基础教程》、史为乐主编《中国地名考证文集》、李如龙著《汉语地名学论稿》、马永立主编《地名学新探》、孙冬虎与李汝雯合著《中国地名学史》和《中国山名论稿》、华林甫著《中国地名学源流》、刘南威著《中国南海诸岛地名论稿》、吴光范著《云南地名探源》、牛汝辰著《新疆地名概说》、吴郁芬等编《中国地名通名集解》等。与此相应，还编纂出版了一批高水平的地名工具书，如《辞海》的世界地理、中国地理、历史地理三个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地理学、中国地理与世界地理三卷、《中国历史地图集》（八册）、《世界地名语源词典》、《中国地名语源词典》、《中国地名词典》、《中国历史地名词典》、《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以及正在编纂出版中的31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已出19卷）和史为乐先生主编的《新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出）。
　　鉴于地名学研究的累累硕果，有的学者早就乐观地指出：“中国地名学的研究已经赶上或接近于世界先进水平” 。不管这个结论的准确性如何，自“文革”结束以来我国地名学得到了惊人发展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其成果之丰盛，超过了民国以来至“文革”开始前夕所有成果的总和，可以说是地名学发展的黄金时期。
　　匆匆回顾中国地名学史的历程，笔者感到并不必急于用简洁的几句话或几个方面来概括它的主要特点。这是因为，首先对于任何专门史而言，概括得越简练则距离错综复杂的历史真实越远；其次，中国的地名学史研究刚刚起步，现在仅仅是个开端，过早地总结它的“几大特征”未免操之过急，反而可能会束缚这一领域的继续深入；再次，地名学史是学术发展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体现着学术史的共性，过于强调地名学史的“特点”未必恰当，因为任何一种特点在其它领域也都有可能找到。所以，中国地名学发展史特征的全面总结，还有待于地名学史各方面专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话虽这么说，中国地名学的发展历史却表明它并非没有任何特征，这种特征是否具有共性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笔者在此只提一点自己粗浅的看法，供大家讨论，并希望得到专家的指教。
　　从《汉书·地理志》到《大清一统志》、从《水经注》到《郡县释名》、《今县释名》这些中国传统地名学典籍中的地名学思想与地名渊源解释，均是因具体某个或几个地名而发，从来没有单独论述地名学的篇章，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地名学对地名的研究，只偏重于具体的、个别的地名记载与解释，而把地名作为整体看待、从而探讨其发展和分布的普遍规律是非常零星的，更是不成系统的。这是中国传统地名学最显著的特征。
　　传统地名学的这种非系统性与它没有独立的地位有很大关系。传统学术上的地理典籍隶属于史部，所谓“地名学典籍”实质上是指经学、史学、舆地学、小学著作于地名学有所贡献者，地名学内容分散于这些著作之中，而真正的地名学著作仅有《郡县释名》、《今县释名》等极少数几种，正如史念海先生所写的那样：“地名学和历史地理学在那时不仅不能独立自成科学，就是这样的名称也从来未曾见到有人提过；历史地理学稍胜一筹，还能以沿革地理之名为那时学者所齿及，地名学连这一点也是难于谈到的”。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传统地名学拥有汗牛充栋的具体的地名研究，拥有与世无比的地名沿革、地名渊源解释的考证成果，从而为现代地名学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基础和广阔的前景。现代地名学理论之传入中国并能扎下根来，与此也不无关系。
　　回顾中国现代地名学的发展历程，它受国际学术发展的影响比较明显，连“地名学”一词都是从外文toponymy一词翻译过来的，金祖孟、葛绥成更是汲取当时国际地名学最新成果的弄潮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外国地名的汉译方面投入了较多力量，1962年曾世英等向地理学会年会提交的论文题目为《地名学的国际现状与研究方向》。我国地名国际标准化的研究，得力于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和与日俱增国际交往的推动，地名信息系统的研究则更是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结果。
　　任何一门独立的学科都应有理论、应用、学史三个基本组成部分 。中国现代地名学研究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较强的实用性，学术服务于实践的特点非常突出，因而应用地名学十分发达，而理论地名学研究相对较少，地名学史研究则更为薄弱。如何纠正这种偏差，使地名科学各个部分同步、健康地协调发展，这是日后中国地名学发展应该注意的大问题。

 （本文节选自华林甫《中国地名学史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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