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闯关东”移民潮简析

“闯关东”是中国近代向东北移民的略称，出现在清代，20世纪后形成了移民高潮，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被当时人们认为“可以算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注：《海关十年报告》1922-1931；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38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 



     “闯关东”的由来及其规模

　　清代以前，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和蒙古东部的东北地区，人烟稀少，大部分土地处于荒野未开、崇山未辟的状态。清军入关在北京建立了清王朝，关外的满族人大多随军入关，据估计明末清初满族人口约100万，迁入关内的达90万之多，编入汉军旗的汉人和大批奴婢也随之入关。（注：叁见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第27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即便在原来人口较多的辽东此时也是沃野千里，有土无人。为此，顺治元年（1644年）清廷要求各地官署劝农开垦，“荒地无主者，分给流民及官兵屯种，有主者令原主开垦”；“招徕流民，不论原籍别籍，编入保甲，开垦无主荒田”，“永准为业。”（注：《清会典事例》，卷166。）顺治八年(1651)清廷谕令，“民人愿出关垦地者，”山海关造册报部，“分地居住”。（注：《清朝文献通考》，卷1，第4858页。）十年(1653)颁布了《辽东招民开垦例》，鼓励关内民众到东北，垦荒种地。对于招民的头目，“招民开垦至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百名以下者也授予相应官职；对招徕的移民月给口粮、籽种和牲畜。（注：《盛京通志》，卷23，第23页。）与此同时，设置了管理民人的地方政治机构。于是，迅速形成颇具规模的移民潮。如在海城，顺治年间“招民开垦，直鲁豫晋之人，来日日众”。（注：《海城县志》，卷7。）但事隔不久，清廷以东北为“龙兴之地”，担心关内汉人的大量迁入会损害旗人利益，破坏满族的习俗和秩序，康熙七年(1668)废止了招垦令，推行封禁政策，以后的措施越来越严厉，从局部封禁到全部封禁，从验关封海到驱逐流民。尽管禁令日见严厉，却不能完全禁阻关内民众进入东北。迫于日趋沉重的生活压力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荒，越来越多的山东和直隶省农民或泛海偷渡到辽东，或私越长城走辽西，涌向仍在沉睡的东北沃野。《荣城县志》载，“地瘠民贫，百倍勤苦，所获不及下农，拙于营生，岁歉则轻去其乡，奔走京师辽东塞北”。（注：《荣城县志》，道光年，卷3。）仅康熙末年，山东到关外垦地者已多至十数万人；据统计，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大约有180万关内移民（包括后裔）来到辽河及吉林、黑龙江一带谋生。（注：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第454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这些移民都是在清廷实行封禁政策的条件下进行的，故称之为“闯关东”，以后一直被世人所沿用。
　　近代以后，在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向东北移民的规模愈来愈大。不断扩张的沙俄轻易地攫取了东北大片领土，促使清廷改封禁为驰禁，移民实边放垦。咸丰十年(1860)清政府首先开放了哈尔滨以北的呼兰河平原，翌年又开成了吉林西北平原。最初政府开放的禁地范围有限，但是禁令一开，放垦一事如脱缰之马，关内成千上万的农民蜂拥而至，不论是开禁之地，还是封禁之区都涌入大批的移民，规模愈来愈大。20世纪初，清政府决定开放蒙地，还设立押荒局、垦务总局，督导开垦事务；各地也先后设立了垦务局、办务局和垦务公司等招徕华北农民。光绪三十四年(1908)，黑龙江巡抚奏准《沿边招垦章程》后，分别在汉口、上海、天津、烟台、长春等地设立边垦招待处，对应招者减免车船费，不增押租。对招垦有力人员进行奖励，即能够招徕十人以上者，到达开垦地后为百户长，能招徕百人的为屯长，能招徕三百人的以土地四方照半价卖给。其它各省也纷纷效尤，为移民推波助澜。宣统二年(1910)，政府正式废除了乾隆以来汉人出关垦植的禁令，第二年又制定了东三省移民实边章程，并相应地在招民垦荒的地区设置了一些新的府县，使移民逐年增加。山东半岛每年乘船到东北者“合计共达三十五、六万人之谱”。（注：《盛京时报》，宣统二年三月初五日。）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华北等地的政治经济状况不断恶化，越来越多的破产农民和灾民、难民不得不到东北去逃荒、避难。据统计，1921年关内向东北移民仅为20.9万人，1926年增为56.7万人，以后移民数量猛增，1927年达到105万人、1928年为108.9万人、1929年为104.6万人、1930年为67.3万人。即从1921年至1930年的10年间共有近618万余人到东北谋生。（注：陈翰生：《难民的东北流亡》，附统计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集刊，第1册。）另据南开大学在东三省调查千余户农业移民表明，有10%是清末前来的，民国时期的20年间来的占90%，其中1925至1930年间来东北的占其50%以上。（注：《中国农村人口增减趋势以农民离村部分考察》，《中行月刊》，9卷3期，1934年9月；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期，第880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可见，这时是关内向东北移民的最高峰。
　　到东北的移民多是华北地区的农民，山东胶东地区的登州、莱州、青州和河北省保定、滦州等冀东地区、京津地区，有便利的途径，有“闯关东”的习俗，是移民的主要输送地区；后来，重灾区河南省依靠发展起来的铁路，也有相当数量的农民逃亡到东北。
　　在早期，山东的移民大都“泛海”在辽东的营口等地登陆，然后再向周围地区发展；直隶的移民则大都“闯关”从陆路到辽西。到了20世纪以后，海上交通的发展，便利了渤海沿岸之间的运输，烟台和龙口等沿海港口几乎成为山东移民的输送地，每年有大量的移民出入。光绪初年，华北大旱，“山东避荒之人，至此地者纷至沓来，日难数计。前有一日，山东海舶进辽河者竟有37号之多，每船皆有难民二百余人，是一日之至牛庄者已有八千余名，其余之至他处马头者尚属日日源源不绝”。（注：《申报》，光绪二年八月二十四日。）1928年和1929年烟台、青岛、龙口三港对东北地区的客运量分别为61万人次和64万人次。（注：丁抒明：《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第128页，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同时，近代铁路为华北农民赴东北提供了更为便利的交通工具，移民的规模逐年扩大。民国《胶澳志》记载，“每逢冬令，胶济铁路必为移民加开一二次列车。而烟潍一路，徒步负戴，结队成群，其熙熙攘攘之状，亦复不相上下。综计一往一来，恒在百万以上”。（注：袁荣叟等：《胱澳志》，第3卷，第130页。）据胶济铁路调查，二三十年代“每日乘胶济车由青岛转赴东三省求生者，达三千余人”。（注：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38页。）在京奉线，天津铁路局出售可移民一家的移民票，1922年仅售出8340张，到1928年增至13224张，1930年达98201张。据海关统计，20至30年代初由天津经铁路去东北的总计在40万人以上。有的专家认为，20世纪三十年代前，每年从冀鲁豫去东北的约有40至50万人，最多的年份超过百万，其中循京汉、津浦、京奉等铁路前往的约占1/3。（注：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第47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到东北的移民大约分两种，其特点从季节性迁移逐渐变为永久性移民。季节性移民如同候鸟，初春从家乡出发，深冬即回乡过年或探亲，第二年过了正月十五再去。经过单身或乡亲结伙数次候鸟式往复后，有的在东北境遇改善了，有的在家乡实在无法维持生计，即携妻带子，到东北安家落户，变为长居的永久性移民。早期以季节性移民为多，到了20年代以后，随着东北自然经济环境的改善和华北环境的恶化，越来越多的华北农民定居东北。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山东等地，因“数年以政令之烦，军匪之扰，移出之数倍于往昔，且多货其田庐，携其带子，为久居不归之计。”（注：袁荣叟等：《胶澳志》，第3卷，第130页。）根据1921至1930年历年移民东三省的统计，10年内共移入618万余人，移出326万余人，留居者为291万余人，（注：转引自赵中孚《一九二○——一九三○年代的东三省移民》，（台）《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留成者近50%，且多全家定居东北。
　　向东北移民的规模举世闻名。有的学者估计，从近代明令移民实边到清代末年，移入移民（含后裔）的人口达到1400万以上，年均近30万人；（注：参见胡焕庸：《中国人口地理》，下册，第326、342、355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孔经纬：《东北经济史》，第135、21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以及《中国人口》各省分册。）有的估定，1920年后的十年中，每年至少有32万人留居东北。（注：《钱业月报》，第13卷2号，1933年2月。）另外，从东北总人口的增长速度也反映移民的规模。据统计，19世纪初东三省总人口不足200万人，1840年增至304.8万人，到50年后的1911年增加了1500万人，为1811.7万人；又过了20年的1930年，人口增长近一倍，达到3008.7万人。（注：《东方杂志》，第32卷19号，第71页；193　年　月　日。）其中一部分是人口自然增长，绝大多数是人口的机械增长，即大批的移民所致。
　　30年代初，日本侵入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实行法西斯殖民统治。日本制定了向东北大量移入日本人和朝鲜人的大陆殖民主义政策，公布了针对华北移民的《取缔外国劳动者规则》，并严加限制移民入关；民众们也不愿去东北做亡国奴致使大批的移民回乡。如山东“自前年九一八事迹发生后，因受日阀之蹂躏摧残，多裹足不敢前往。即原在东省之商民，亦因不得宁处，相率扶老携幼转回故乡，是以日来由东北过青回籍之农民，异常众多。凡由大连进口之轮船，无一艘不告人满”。（注：叶民：《东北劳动大众的亡国奴生活》，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592页。）从此，“闯关东”的移民潮停滞。1937年七·七事迹后，出于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殖民当局从山东等地诱骗和捕捉当地农民到东北的矿山等充当劳工，到1940年达到130余万人；1942年至1944年每年也有百万以上的华北劳工到东北。据统计，从1930年至1942年进入东北共有504万余人，离开的327万余人，留在东北的176万余人。但是，这是日本侵略者有组织有计划的强掠的劳工，带有强烈的掠夺性、惩罚性，这些劳工或是当地的青壮年，或是战俘，在东北作劳工没有人身自由，有着浓厚的殖民色彩，被当时称为，“与以前的流动农民的性质完全不同”，“简直与南洋的贩卖猪仔无疑”；（注：参见朱玉湘等：《论“九·一八”事变后山东地区的关内移民》，《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他们简直不是工资劳动者，而是纯粹的奴隶”。（注：赵文林等：《中国人口史》，第475、513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所以已经不是抗战前原来意义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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