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中国地名学史分期及其特征（一）

纵观中国地名学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末民初为界明显地划分为前、后两大阶段，即在此之前是漫长的传统地名学阶段，而在此之后则是现代地名学的兴起阶段。中国地名学从传统迈向现代是一个渐变过程，不存在突变。  
　　传统地名学依其发展的性质可划分为先秦的萌芽、秦汉的奠基、魏晋南北朝的深入、隋唐的成熟、宋元的承前启后和明清的繁荣鼎盛六个时期 。 
　　一、先秦时期的萌芽 
　　先秦时期，中国地名学尚处于孕育期的萌芽状态。追寻地名的起源，的确非常久远，而从甲骨文记载的地名来看，殷商时的地名表达形式已相当完整。《诗经》、《左传》等文献中不乏地名的记录，《尚书·禹贡》对后世地名学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所以上古时代即已产生了专门释地的典籍《八索》、《九丘》 ，可惜早已亡佚了。春秋、战国时代，产生了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地名通名——郡和县，而近年于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秦国地图，则向人们展示了先秦民间地名的风采。这一时期，中国地名的专名完成了由单名向双名、多名的过渡，然而对地名渊源仅有零星的解释。 
　　二、秦汉时期的奠基 
　　如果说秦汉时期西汉处于国力最为强盛时代的话，那么为中国地名学奠定基石的应是东汉。东汉明、章之世，班固著成了我国第一部具有地名学研究意义的地理志书——《汉书·地理志》。灵帝、献帝时代，又有应劭《汉书集解》、《地理风俗记》、《十三州记》、圈稱《陈留风俗传》等一系列地名学著作诞生。这些著作包含了颇具价值的地名学思想、地名命名原则和地名渊源解释内容，应劭著作的地名渊源解释还首次超过了百数。随着大量地名的产生和应用，人们认识到一系列地名的共同特征，《尔雅》、《说文解字》、《释名》对地名通名均作了系统的总结和升华。这一切都为中国地名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深入 
　　魏晋南北朝是个离乱纷纷的年代，政区地名进入了历史上最为繁复、最为混乱、最令人目眩的时期。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时代，《汉书》注家笔下出现了色彩斑澜的地名渊源解释，地名学史上产生了像杜预《春秋释例·土地名》、京相璠《春秋土地名》、张华《博物地名记》、郭璞《山海经注》、常璩《华阳国志》、盛弘之《荆州记》、沈约《宋书·州郡志》、刘昭《续汉书郡国志注补》、顾野王《舆地志》、阚骃《十三州志》等这样著名的地名学家和地名学著作，因而地名学在各个方面均有了深入和提高，成绩也堪称卓著；而像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这样的地名学著作，地名渊源解释首次超过千数，释名率达6.7%，不但使北魏、而且使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名学发展达到了顶点。 
　　四、隋唐时期的成熟 
　　隋唐时期的地名学在地名命名原则的总结与运用、地名渊源解释、地名“标准化”、地名用字与读音等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新的进步，涌现了像《括地志》、《大唐西域记》、《元和郡县志》这样的地名学著作，敦煌地理文书也颇具地名学价值 ，甚至皇帝的诏书中也提出了一些地名命名、改名的原则 。这些均是传统地名学成熟的标志。特别要指出的是，唐代地名学承南北朝以来之余绪，《通典》等著作最终完善了“因水为名”的原则、《元和郡县志》最早完整地总结了年号地名的命名等原则；并且《元和郡县志》地名渊源解释数量（931处）在五代以前的文献中仅次于《水经注》，而释名率则高出《水经注》近两倍，在地名学上取得了从南北朝到隋唐的巨大进展，并为两宋乃至元、明、清的地名学发展开辟了道路。 
　　五、宋元时期的承前启后 
　　中国古代的地名学发展到宋元时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一方面，地名渊源解释越来越多，个体的、局部的地名考释越来越精细，苏东坡为了探究石钟山的得名原委而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聆听那悦耳的窾坎镗鞳之声；同时，地名学著作的篇幅也越来越宏富，一百卷《太平寰宇记》中的地名渊源解释超过两千处，二百卷的《舆地纪胜》则超过三千，假使一千三百卷之巨的《大元大一统志》能完整保存至今的话，则其地名渊源解释数量很可能在五、六千处以上。另一方面，地名学规律的总结却相对较少，无论是宋代的五部地理总志，还是元代的“一统志”，抑或宋元笔记、《通鉴》胡注，既没有《水经注》那样丰富的地名学思想，也没有《元和郡县志》那样众多的地名命名规律的继承与总结，局部领域虽有创新，总体进展却不太显著。这两个方面说明，宋元时期的地名学在承袭秦汉以来优良传统的同时，又开启了明清及其以降注重个体的、局部的地名研究的风习，实处于承前启后的时期。 
　　六、明清时期的繁荣鼎盛 
　　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地名学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郭子章著成了我国第一部专门解释地名渊源的著作《郡县释名》，顾祖禹以个人之力完成了不朽之作《读史方舆纪要》，李兆洛主持编成了第一部历史地名词典《历代地理志韻编今释》；既产生了伟大的地理学家徐霞客，又培育了重于考据的乾嘉学派，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明编《大明一统志》的基础上，清代三修《一统志》，其中最后成书的《嘉庆重修一统志》质量最高 ，从而成了历史地名的渊薮。考据学派对历代地名沿革、定位、地名典籍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的考证与研究，从而把传统地名学推向了顶峰。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清人治学重于考据，征实多而空论少，对地名沿革、地名渊源、地名定位、地名读音、地名用字等方面贡献尤著，然于地名命名与更名规律的归纳相对贫乏，理论总结的起点更低。这正是传统地名学的一大特点。直到时代进入了民国，地名学理论才有所建树，这种状况才有所改观。 
　　现代地名学依其发展的性质可划分为民国年间的确立、1949年后至“文化大革命”前的成长发育和“文革”以来迄今的成熟三个时期。 
　　一、 民国年间的确立时期 
　　地名学作为一门科学，是十九世纪后期首先在欧美诸国发展起来的。 
　　晚清以降，因受欧风美雨的熏陶，西方先进的地学知识逐渐传入中国，其中翻译西方地学著作是主要的传播渠道之一。据研究，清末翻译和出版了三十八部外国自然地理学著作和四十三部外国人文地理学著作 ，从而引进了一大批汉语的学科新名词，如“地文学”、“地势学”、“人生地理学”等，但未见有“地名学”一词。 
　　辛亥革命以后，西方地学知识继续输入中国。据目前所知，“地名学”一词最早出现于1928年正月初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综合英汉大辞典》中，该书第2747页将英文toponomy译成汉语作“地名学”。 
　　民国年间中国现代地名学的确立，主要表现在地名学理论的探索、地名分类的阐述、地名辞书的编纂、统一地名译名的讨论四个方面，在这些方面有所建树的学者有金祖孟、葛绥成、徐松石、钱穆、臧励龢、刘钧仁等先生。 
　　二、成长发育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迄于“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地名工作和地名研究获得了新的发展，地名学步入了良好的成长发育时期，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即颁布了一系列整顿和管理地名的批示和规定、清除对邻国含有大国沙文主义和外国人强加于我的地名、更改了一批带有歧视侮辱少数民族性质和以人名命名不适宜保留的地名、更改了53处字面生僻难认难读的县级及其以上地名、对19处容易引起混淆的异地同名进行了调整、制定了若干少数民族语地名的汉字译音规则。
（本文节选自 《中国地名学史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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