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慈禧上当：相信义和团刀枪不入能杀灭洋人（2）

大臣的命运 


　　由于有了政府的明确支持，义和团情绪高涨，迅速向更极端、更非理性的方向发展，对传教士和教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杀。义和团进入京津后，情形更为恐怖，许多传教士和外国人、中国教民被杀，甚至“夙有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婴儿生来迎月者亦杀之，惨酷无复人理”。他们要消灭一切带“洋”字的东西，铁路、电线、机器、轮船等都在捣毁之列，因为“机器工艺”为洋人“乖戾之天性所好”。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对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明言打杀，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明令要“康有为回国治罪”。在一些顽固派官员的指使下，义和团还一度冲入宫禁要捉拿光绪皇帝，外国使馆和外交人员也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势下，西方列强以“保护使馆”的名义组成“联军”发动又一次侵华战争，要求清政府镇压义和团，保护使馆、教士、教民。


　　这时，清政府必须对是和是战作出正式决定。清廷从6月16日到19 日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主战、主和两派进行了激烈辩论。主和的有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等，得到光绪皇帝支持，主张镇压义和团，对外缓和；主战的有载漪、刚毅、徐桐等，实际上以慈禧为首，主张支持义和团，对外宣战，攻打使馆。在第四次，即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上，双方进行了最后的“决战”。


　　这次御前会议一开始，慈禧就明确表示准备向“万国”开战，但又说：“诸臣有何意见，不妨陈奏。”翰林院侍读学士朱祖谋明确表示：“拳民法术，恐不可恃。”一位满族大员打断他说：“拳民法术可恃不可恃，臣不敢议，臣特取其心术可恃耳。”内阁学士联元则坦率地说：“如与各国宣战，恐将来洋兵杀入京城，必致鸡犬不留。”此言一出，慈禧勃然变色，立即有人斥责道：“联元这说的是什么话？”这时，光绪皇帝看到曾任多年驻外公使的总理衙门大臣兼工部左侍郎许景澄，立即下座，拉着许景澄的手说：“许景澄，你是出过外洋的，又在总理衙门办事多年，外间情势，你通知道，这能战与否，你须明白告我。”许景澄回答说：“闹教堂伤害教士的交涉，向来都有办过的，如若伤害使臣，毁灭使馆，则情节异常重大，即国际交涉上，亦罕有此种成案，不能不格外审慎。”光绪深知万不能战，但慑于慈禧的淫威，不敢明言，想借以“通洋务”著称的许景澄痛陈开战的严重后果，以打动慈禧。听了许景澄一番话，于是悲从中来，拉着许景澄的手哭泣不止，许景澄也涕泣不已。站在许景澄身旁的太常寺卿袁昶曾多次上书，一直反对招抚义和团向洋人开战，这时也“从旁矢口陈奏，一时忠义奋发，不免同有激昂悲戚之态度”。慈禧见三人团聚共泣，大触其怒，注目厉声斥曰：“这算什么体统？”光绪这才放开许景澄之手。(《庚子西狩丛谈》)最终，清廷还是决定向各国开战。


　　清廷决定开战后，于1900年7月28日、8月11日分别将主和的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和联元等五人处死。许景澄与袁昶同时入狱，“指定分系南北所，当在狱中分道时”，袁昶紧握许景澄的手问道：“人生百年，终须有一死，死本不足惜，所不解者，吾辈究何以致死耳？”许景澄笑答：“死后当知之，爽秋(袁昶字爽秋)何不达也。”(《庚子西狩丛谈》)行刑时，袁昶面带笑容对监刑的刑部侍郎、徐桐之子徐承煜说：“勉为之，吾待公于地下矣！”许景澄与家人话别时，“阳阳如平时，颜色不变”。对他们被处以极刑，主战的顽固派则认为死有余辜，徐桐说：“是死且有罪。”崇绮则说：“可以惩汉奸，令后无妄言者。”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清廷决定向列强宣战后，即给北京义和团发放粳米两万石、银十万两，并命令清军与义和团一同攻打使馆区，义和团因而更加斗志昂扬。经过两个月的激烈战斗，中方终因武器落后而不敌八国联军，义和团所有的神功怪术在现代化的枪炮面前统统失灵，北京城于8月14日被攻破，第二天慈禧太后携光绪等向西仓皇出逃。就在八国联军血洗北京、残酷屠杀义和团团民之时，西逃途中的慈禧已开始与列强议和。为尽快与列强达成和议，清廷从9月7日起连续发谕，下令剿杀义和团：“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经过清政府地方官的严剿，一些零星小股义和团也被最后扑灭。


　　义和团风暴过后，不仅团民成为八国联军捕杀的对象，为数不少的中国官员也为联军斩杀。


　　上图为日军在清政府巡捕的协助下，斩杀捕获的义和团民。


　　下图为英军在北京菜市口监斩清政府官员。


　　在这场“朝廷”几被推翻的没顶之灾中，处于风暴中心的文臣武将，其命运更加悲惨。据不完全统计，在兵败或京城为敌所破后自尽的有徐桐、崇绮、山东巡抚李秉衡、直隶总督裕禄、黑龙江将军寿山、庶吉士寿富、国子监祭酒王懿荣、翰林院编修王廷相、礼部侍郎景善、奉天府尹福裕、国子监祭酒熙元，等等。刚毅在与慈禧一同逃往西安的途中染病不治身亡。为了议和自保，清廷不得不屈从列强提出的“惩办祸首”的要求，多次发布上谕惩办祸首：庄亲王载勋被赐自尽，山西巡抚毓贤被即行正法，刚毅本应斩立决，因已病故免其置议，启秀、徐承煜即行正法，载漪、载澜被发往新疆，徐桐、李秉衡因已临难自尽故免其置议，左都御史英年被赐自尽，赵舒翘也被赐自尽。各级官绅遭惩处者达一百多人。


　　面对如此深灾巨祸，清廷不能不作个“交代”，在一道道上谕中，清廷竟把责任完全推给了“诸王大臣”：


　　此次中外开衅，变出非常，推其致祸之由，实非朝廷本意，皆因诸王大臣等，纵庇拳匪，启衅友邦，以致贻忧宗社……诸王大臣等，无端肇祸，亦亟应分别重轻，加以惩处……追思肇祸之始，实由诸王大臣等昏谬无知，嚣张跋扈，深信邪术，挟制朝廷，于剿办拳匪之谕，抗不遵行，反纵信拳匪，妄行攻战，以致邪焰大张，聚数万匪徒于肘腋之下，势不可遏。复令卤莽将卒，围攻使馆，竟至数月之间，酿成奇祸。社稷阽危，陵庙震惊，地方蹂躏，民生涂炭，朕与皇太后危险情形，不堪言状。至今痛心疾首，悲愤交深。是诸王大臣等，信邪纵匪，上危宗社，下祸黎元，自问当得何罪。(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第58、86页)


　　在封建专制体制下，明明是“圣上”铸成的大错，也总要由“臣下”承担责任，因为“天子”“圣明”，永不会错。所以慈禧在谈此次“肇祸之始”时，只是愤愤地说：“这都是刚毅、赵舒翘误国，实在死有余辜。”没有丝毫自责之辞。


　　这种只责“臣下”不责“圣上”的观念影响颇深，时人及后人评论此事时对赵舒翘都有严责，认为正是由于他未据实禀报才“酿成如此大祸”，若他当时“能将真情实况，剀切陈奏，使太后得有明白证据，认定主张，一纸严诏”，义和团便“立时可以消弭”(《庚子西狩丛谈》)。“(赵)昧于理、盲于势，辱名丧身也宜哉。” (张海沤：《曼陀罗轩闲话？赵舒翘》)“至今论国是者，追原祸始，犹叹息痛恨于赵之一言几丧邦也。”(孙静庵：《栖霞阁野乘？记赵舒翘之轶事》)这些评论当然不能说不对，但据实禀报谈何容易！许景澄等人对时局的判断、利害的权衡、灾难性后果的分析，异常冷静、客观、透彻，而且明明是根据慈禧“诸臣有何意见，不妨陈奏”的懿旨坦陈己见，但他们不仅未能说动慈禧，反因意见与慈禧不合，被斥为“任意妄奏”，竟惨遭杀身之祸！在这种情况下，赵舒翘不敢据实禀报不能不说情有可原，仅仅严责赵舒翘显然有失公道。


　　主和也好，主战也罢，谎报军情也好，据实直陈也罢，这些大臣最终都不免一死。义和团时期这些大臣的悲惨命运，实际是封建专制社会君臣关系的真实写照。大臣往往处于两难困境之中，若直言己见，往往触怒当道；倘曲意逢迎，一旦铸成大错，则要承担全部后果，而且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可能性命难保。虽然从理论上说是“君贤臣忠”，对君与臣都有相应的要求，但实际情况却是“君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君可以不贤，臣不可以不忠”。忠君，是作为臣子的“绝对道德律令”，无论君主如何昏聩残暴，臣属都不能不忠，倘稍有不忠，便是大逆不道。正如马克思所说，专制制度的本质就是否定人，把人当作“非人”。在封建专制社会中，实际只有“君”一人是人，包括权柄赫赫的王公大臣在内的其他人，其实都是“非人”。在这种关系中，传统道德用必须对皇上忠心耿耿且敢于不惜身家性命披龙之逆鳞、犯颜直谏的标准要求臣属，委实过于严酷，几近于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的道德”。


    作者：雷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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