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荒谬英雄观：看完《江姐》问“江姐还有儿子？”(1)

核心提示：在“高、大、全”的年代之后，所有“神坛”上的形象都在经历还原到“人”的过程。“江姐”也不例外。

新版“江姐”丁柳元也经历了这样的折磨。为了体验角色心理，拍刑讯戏时她主动要求尽量“来真格”的，除了钉竹签之外，其他如吊打、灌水等等全都亲自上阵。开拍上刑戏之前，导演忐忑地对她说了七次：你可别恨我。所有上刑戏拍完，丁柳元一度如同入了魔怔，见人就问，不见面的就发短信问：“你觉得你要是生活在60多年前你会干吗呢？要是上刑你能抗住吗？”

看过新版《江姐》的样片之后，有一位军报的年轻记者问丁柳元：“江姐还有儿子？”丁柳元回答：“对。而且她还有母亲。”

“我们好像以为英雄从出生就是英雄，其实他们也是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生活和爱情。他们只是在需要作出抉择的那一刹那，在大爱小爱之间选择了大爱，其他时候他们就是我们身边普普通通的一个人。”丁柳元说。

本文摘自《瞭望东方周刊》总352期，作者：刘芳，原题：《从“高大全”到“江小妹”——“江姐”变形记》

在“高、大、全”的年代之后，所有“神坛”上的形象都在经历还原到“人”的过程。“江姐”也不例外。

7月29日起，中央一套黄金时段播出30集电视连续剧《江姐》，并在前十天每天配播十分钟的相关专题片。如此推介力度在央视历史上尚属罕见。

“这是一个关乎信仰的故事。”剧中女一号、“江姐”的扮演者丁柳元对《望东方周刊》说，“这个时代谈得更多的是现实的目标，买什么样的车，嫁什么样的人，全是这类价值观。可是精神层面的力量在哪里？有钱了就有一切吗？好比国家的GDP一直上涨，就意味着你在国际上说话有人听了吗？”

身为“80后”，丁柳元似乎比许多同龄演员们想得多。“精神力量如果真能与GDP并驾齐驱，才是真正的实力。《江姐》就是想做一点这方面的努力，把英雄身上的精神力量展示给大家看。”

在她之前，曾有老演员于蓝在电影《烈火中永生》、中生代演员宋春丽在电视剧《红岩》中分别饰演过“江姐”的角色，到了“第三代‘江姐’”丁柳元，她发现，由于生活年代的隔膜，一开始很难如前任一样准确把握角色的心理，而关于信仰的种种疑问，更始终在她心中徘徊不去：

“人到底为了什么活着？为了这样的信仰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值吗？如果‘江姐’能看到今天我们的生活和思想，她会怎么想她当年的牺牲？”　　

经典“江姐”的诞生

“江姐”的事迹最早见于1957年出版的一份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作者罗广斌、杨益言是重庆解放前从中美合作所逃出来的幸存者，他们将自己目睹的重庆地下党所领导的地下斗争、狱中斗争写出来，引起很大反响。1962年，两位作者又根据回忆录内容创作了长篇小说《红岩》，集中篇幅描写中共地下党员在狱中的不懈斗争。《红岩》迅速成为一代人必读的经典，并被改编为各种文艺形式。

对普通中国人来说，影响最大的是“文革”前夕拍摄放映的电影《烈火中永生》。“我读了小说《红岩》之后，常常感觉他们像雕塑一样站在我面前，特别想把它改编成电影。”电影演员于蓝对本刊记者回忆。那时是1964年。

“最初我们完全按照小说改编，也不知道怎么拍感情戏，表现重点还是放在斗争上。后来夏衍（时任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及外事工作）就问我们：为什么不重点写写‘江姐’呢？我们说写了啊，有一两场戏啊。夏衍说，她丈夫牺牲了，自己又英勇就义，还留下一两岁的孩子，这都是人们关心的。你们只写斗争，显然不全面啊。”

“江姐”本来只是小说《红岩》中革命者群像之一。她在党内地位并不高，是基层党组织的联络员，但经夏衍亲自改编剧本之后，“江姐”成为最出彩的形象之一。

经过于蓝的演绎，“江姐”形象被一代中国观众永久地记在了心里，她在狱中绣红旗、教“小萝卜头”识字、受钉竹签的酷刑等情节，让一代中国观众难以忘怀。

而“第二代江姐”宋春丽至今还难以平静地回忆上世纪90年代末饰演“江姐”的经历。

“一走到渣滓洞那种黑暗沉闷的气氛里就让人受不了，甚至飞机一到重庆上空我就有心理反应。”宋春丽对《望东方周刊》说，“这个经历就像噩梦一样，走出来就不想再进去。”至今，拍完电视剧《红岩》她再也没有回过重庆。

在渣滓洞实景拍摄的几个月里，宋春丽穿着囚衣在一边遭受“严刑拷打”，另一边则是络绎不绝的游人在参观拍照，被折腾了无数遍之后，宋春丽说自己彻底领会了当时“江姐”的行为：“人到了一种极致的地步之后，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新版“江姐”丁柳元也经历了这样的折磨。为了体验角色心理，拍刑讯戏时她主动要求尽量“来真格”的，除了钉竹签之外，其他如吊打、灌水等等全都亲自上阵。开拍上刑戏之前，导演忐忑地对她说了七次：你可别恨我。所有上刑戏拍完，丁柳元一度如同入了魔怔，见人就问，不见面的就发短信问：“你觉得你要是生活在60多年前你会干吗呢？要是上刑你能抗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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