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雍正四年九月初四，杨名时上密折申述，他首先表示理解皇上深忧臣下沾染“乡愿”习气的良苦用心，随后发表了一番议论：“圣贤之所恶非一，而于恶乡愿尤甚，于佞与利口、无札、不逊及徼讦为智直之流，以其皆属作伪，而乡愿更为深巧，斥绝倍严。人臣苟不知切戒乎?此足不可立于圣人之世。臣自今以往，惟有切省不遑，内则整肃身心，外则厘饬政事，期无蹈于悠忽因循，以无负训迪拳拳至意也。”该文写得内方外圆，合乎情理。但凭着绝顶的智慧，雍正不仅看出了杨名时深怀抵触之心，而且还品出了折中的弦外之音：引用同样被圣人所厌恶的“佞、利口、无礼、不逊及徼讦”，旁敲侧击他在圣旨上表扬的“实心任事、不避嫌怨”的田文镜、李卫等大臣。
杨名时指出的圣人所厌恶的四种小人行径，几乎是弹无虚发，发发命中李卫等人的要害。
历史上的李卫，根本不是电视剧《李卫当官》中所戏说的“用小混混的插科打诨，去冲击官场规则而内心却充满正义感”的那种人。他家境富有，但识字不多，出钱捐了个兵部员外郎，从此步入官场，田文镜也仅仅是个监生。他们得到雍正的重用，有几个原因：首先，心中只有皇帝，没有朝廷。朝廷是个集合体，它的利益就是封建贵族的集体利益，保护这种利益的有许多是科举士大夫，所谓“社稷为重，君为轻”。而田、李等人只认皇帝的个人利益，唯皇命是从，见风就升帆，怎能不讨皇帝喜欢?其次，他们的个人工作作风与皇帝保持一致，皇帝喜欢雷厉风行，他们就快刀斩乱麻，办事绝不拖延。再者，他们善于揣摩皇帝的心理，并且肆无忌惮地捏造事实攻击皇帝所不喜欢的人，为皇帝清除“眼中钉”提供证据。
本来就对杨名时的文过饰非十分不满，现在他又含沙射影地讽刺自己的心腹，雍正顿时气贯顶门，很想马上下旨捉拿杨名时。但他毕竟是封疆大吏，没有什么证据就解往京师，恐怕难以服众。雍正强压怒火，作出批示：“朕得力处即‘持平’二字，再不敢为天下先。”毫不客气地回击了杨名时对自己用人行政“不持平”而“偏胜”的影射。为了显示帝王的风度，他又写道：“朕岂好辩，乃不得已。指迷之论，卿当熟读以增识见。可谓君臣万里谈心，亦属人间乐事。”
收到密批后，耿直的杨名时天真地认为，皇上想通过与他“谈心”，使君臣之间尽快消除隔膜。但他大错特错了。雍正早已挽好了一个索套，正在等待一个时机，将套圈抛向他的头颅。
作为一个公然标榜“以一人治天下”的独夫，雍正的原则是宁用家奴也不用名儒。绝对听命于皇帝的李卫等人就相当于他的家奴，他们不折不扣地在地方推行雍正颁布的政令，而且取得了让他满意的政绩。这一点让雍正感悟到，饱读诗书、追求仁政的名儒确实没有“臂指如意”的奴才更有效率，要雷厉风行地贯彻自己的治国主张，必须彻底摧毁名儒们对皇权的相对独立性。
更让雍正反感的是，杨名时还时不时地在密折中流露出以理学自重的倾向。雍正虽然对汉文化常怀鄙视，是满文化优越论的坚定信奉者，但其内心深处却潜藏着身为“夷狄”的自卑，唯恐被饱学汉儒轻视，所以对名儒的奏折尤为敏感。他在批谕杨名时的密折时曾写道：“向来尔等之春秋，朕所深畏，一字一意，朕不能忽视也。”这句话充分暴露出，他对汉人精英的畏惧之心以及其中深藏的敌视之意。
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雍正极力想把汉官都驯化成对自己唯命是从的奴仆。现在，杨名时不但不接受驯化，反而以理学自重，“自以为记载数篇腐文，念诵几句史册”，就敢在整顿官场风气的关头挺身而出，暗藏讥讽，“一字一言，皆怀诡谲强梁”。对于这种不能感化、不怕威压，偏执狡诈、刀枪不入的异类，雍正认为绝不能手软，必须严加惩治，以为众人戒!
就在雍正暗下决心准备拿杨名时开刀的时候，一个人出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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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四年九月初四，杨名时上密折申述，他首先表示理解皇上深忧臣下沾染“乡愿”习气的良苦用心，随后发表了一番议论：“圣贤之所恶非一，而于恶乡愿尤甚，于佞与利口、无札、不逊及徼讦为智直之流，以其皆属作伪，而乡愿更为深巧，斥绝倍严。人臣苟不知切戒乎?此足不可立于圣人之世。臣自今以往，惟有切省不遑，内则整肃身心，外则厘饬政事，期无蹈于悠忽因循，以无负训迪拳拳至意也。”该文写得内方外圆，合乎情理。但凭着绝顶的智慧，雍正不仅看出了杨名时深怀抵触之心，而且还品出了折中的弦外之音：引用同样被圣人所厌恶的“佞、利口、无礼、不逊及徼讦”，旁敲侧击他在圣旨上表扬的“实心任事、不避嫌怨”的田文镜、李卫等大臣。
杨名时指出的圣人所厌恶的四种小人行径，几乎是弹无虚发，发发命中李卫等人的要害。
历史上的李卫，根本不是电视剧《李卫当官》中所戏说的“用小混混的插科打诨，去冲击官场规则而内心却充满正义感”的那种人。他家境富有，但识字不多，出钱捐了个兵部员外郎，从此步入官场，田文镜也仅仅是个监生。他们得到雍正的重用，有几个原因：首先，心中只有皇帝，没有朝廷。朝廷是个集合体，它的利益就是封建贵族的集体利益，保护这种利益的有许多是科举士大夫，所谓“社稷为重，君为轻”。而田、李等人只认皇帝的个人利益，唯皇命是从，见风就升帆，怎能不讨皇帝喜欢?其次，他们的个人工作作风与皇帝保持一致，皇帝喜欢雷厉风行，他们就快刀斩乱麻，办事绝不拖延。再者，他们善于揣摩皇帝的心理，并且肆无忌惮地捏造事实攻击皇帝所不喜欢的人，为皇帝清除“眼中钉”提供证据。
本来就对杨名时的文过饰非十分不满，现在他又含沙射影地讽刺自己的心腹，雍正顿时气贯顶门，很想马上下旨捉拿杨名时。但他毕竟是封疆大吏，没有什么证据就解往京师，恐怕难以服众。雍正强压怒火，作出批示：“朕得力处即‘持平’二字，再不敢为天下先。”毫不客气地回击了杨名时对自己用人行政“不持平”而“偏胜”的影射。为了显示帝王的风度，他又写道：“朕岂好辩，乃不得已。指迷之论，卿当熟读以增识见。可谓君臣万里谈心，亦属人间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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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公然标榜“以一人治天下”的独夫，雍正的原则是宁用家奴也不用名儒。绝对听命于皇帝的李卫等人就相当于他的家奴，他们不折不扣地在地方推行雍正颁布的政令，而且取得了让他满意的政绩。这一点让雍正感悟到，饱读诗书、追求仁政的名儒确实没有“臂指如意”的奴才更有效率，要雷厉风行地贯彻自己的治国主张，必须彻底摧毁名儒们对皇权的相对独立性。
更让雍正反感的是，杨名时还时不时地在密折中流露出以理学自重的倾向。雍正虽然对汉文化常怀鄙视，是满文化优越论的坚定信奉者，但其内心深处却潜藏着身为“夷狄”的自卑，唯恐被饱学汉儒轻视，所以对名儒的奏折尤为敏感。他在批谕杨名时的密折时曾写道：“向来尔等之春秋，朕所深畏，一字一意，朕不能忽视也。”这句话充分暴露出，他对汉人精英的畏惧之心以及其中深藏的敌视之意。
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雍正极力想把汉官都驯化成对自己唯命是从的奴仆。现在，杨名时不但不接受驯化，反而以理学自重，“自以为记载数篇腐文，念诵几句史册”，就敢在整顿官场风气的关头挺身而出，暗藏讥讽，“一字一言，皆怀诡谲强梁”。对于这种不能感化、不怕威压，偏执狡诈、刀枪不入的异类，雍正认为绝不能手软，必须严加惩治，以为众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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