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甘棠遗爱》碑

青石镌碑是古老中华的一种政治文化现象，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从古到今各朝各代各种各样散落在民间的碑石，无不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特征。占祖国陆地六分之一、民族杂居远悬西陲的新疆，同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石碑出现，千年不朽的碑文，是新疆和中原骨肉相承的有力佐证，《甘棠遗爱》碑则反映出民国初年米东区的政治状况，人文地理和社会景观。 


　　来龙去脉


　　史料记载，1983年8月，乌鲁木齐县政府大院挖出一块石碑。碑长162厘米，宽68厘米，厚15厘米，硬质青石錾凿而成。石碑有碑顶、碑身两部分，碑顶为半圆形，从顶端到圆底横线高36公分，半圆形碑顶镌有“双龙戏珠”图案浮雕。在宝珠下面的双龙中间镌刻凹线，书“甘棠遗爱”四个楷书大字，半圆形边线及横线为凸雕，线宽2公分。


　　青石材上乘精美细腻，然噩运难逃，挖掘中断折。幸好茬口整齐，未损坏碑碣文字，修复后移放文庙。


　　碑面铭文300余字，楷书镌成，文笔雄健、峭拔刚劲。碑文如下：政任奇台县知事署迪化知事卢公绍亭先生德政，夫善政之可歌可颂者……


　　碑名“甘棠遗爱”是两个典故组成，“甘棠”是生长在南方的一种乔木。传说德比尧舜的周武王在巡行天下时，曾在一棵甘棠树下小憩过，后人见其树思其德，爱屋及乌，甘棠树因此身价倍增曾为吉祥物。后有《甘棠》诗流传于世，历经演变成了旧官场比喻官吏政绩的佳话，“甘棠”一词则成了称颂官吏的专用词。“遗爱”说的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有个功臣子产，死后孔圣人称赞他“古之遗爱”。


　　“甘棠遗爱”碑拿这两个典故说事，无非是赞赏地方官卢绍亭在今米东的政绩。


　　历史背景


　　旧官僚谋置私产，一般都是置地收租。民国初年的米东因离省城近，省府大部分高官在此设有庄园置有土地，其中广有良田家产千万的主要是督军杨增新和喀什提督马福兴，杨家设立“乾德堂”，马家设立了大公馆。杨、马两家是远近闻名的官僚地主。


　　历史上的新疆地广人稀，劳动力匮乏，加之“西北地瘠、肥料不足，中此歇彼以养土地”。当时的米东农户耕种方法是两亩地每年只种一亩，以此缓解劳动力不足和土地贫瘠的问题。然而政府收农业税是按亩收。


　　“草捐一项累民已久，盖有田者不尽产草，无草者亦必纳捐购买输将”。米东没有草田，然而草捐和土地数额捆绑计算收缴，没种草的农户无奈之下只能出钱购买“。


　　地方官卢县长接受本地乡绅请求，申报上级核准，两亩地按一亩征收田赋，豁免草捐，使大小地主自农耕各阶层的农户均减轻了负担。看起来这是一项亲民的举措，但要注意的是，居住在省府，在米东拥有大量土地的高官豪门，才是最大的受益者。说白了，卢县长之举也是一种官官相护维护共同利益的官场潜规则，深得杨、马二人的欢心。由地方官牵头逐级上报审批，可谓名正言顺无懈可击。所以马将军”援立碑竭以志去思“。投桃报李皆大欢喜。


　　《新疆图志》记载：“北路三角泉境内，光绪十三年后，湘人之从征者散无所归，屯聚开垦。”
北路三角泉“即指今天的米东，远在公元7世纪属北庭辖理，已经有中原回汉先民垦荒的足迹，光绪年间随着湘军西征的脚步，大批从征者和中原流民的到来，使米东繁荣起来。《甘棠遗爱》碑碣文字，”四乡户民等刊“从侧面反映出百年前米东繁衍生息的回汉民族是垦荒先民的后裔，是从古至今新疆就是民族杂居这一无可辩驳事实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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