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故宫博物院
在台湾盘踞多年后,国民党当局才开始考虑找一个能和紫禁城的宫殿相媲美的地方来长期安置运到台湾的藏品。起初,存放宫廷珍宝的地址选在靠近台中的台湾中部高地地区,就在台中糖厂的两间库房里。到1949年4月,又新建了三个仓库。与此同时,工作人员又立即对文物进行了一次彻底的点查,并编制了一份“故宫运台文物清单”。打开箱子晾晒文物的做法很快也重新恢复了,这是文物当年存在中国西部的十年间养成的习惯,那时藏在山洞和庙里的文物每隔6个月就要打开晾晒一次。
1953年,工作人员在存储藏品的仓库附近挖出了一些山洞用来展出藏品。显而易见,这些文物急需一个条件好些的地方长期保存,因为山洞对这些文物来说太过潮湿了。1954年2月,亨利·卢斯来台湾访问并参观了这些皇家藏品。亨利·卢斯是美国《时代》和《生活》杂志的出版商,非常有钱,他同时也是蒋介石和国民党集团的热情支持者。在他的影响下,当时的美国新一届政府(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建立了一个亚洲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提供资金在台中郊区北沟建了一个小型博物馆。1957年,新建的小博物馆正式开放。
1955年11月,这个新建的小博物馆和中央博物馆、中央图书馆合并成一个统一的行政单位,就是现在人们熟知的台湾故宫博物院。在那以后不久,教育部决定刊印一份出版物,向公众介绍这部分皇家收藏中的精品绘画、瓷器、织锦和刺绣。一个主要由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组成的委员会成立了,他们亲自到北沟去为这份出版物挑选艺术品。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有:王世杰、罗家伦、蒋毂孙和叶公超。学识渊博的故宫工作者如庄严、那志良都担任了这次活动的顾问。
这个委员会编辑成的清单就是后来大家熟知的“正目”,根据这个正目1956年出版了三卷本的画册,即《故宫书画录》。这个出版物中对于书画的描述经常是直接取之于18世纪的乾隆编目。尽管乾隆编目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但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艺术史学家们——部分是台湾故宫博物院的职员,还有些是外国专家——已经对乾隆编目中许多藏品的年代和作者进行过修正,而1956年的刊物并没有把这些新成果反映出来。
台湾故宫博物院甚至在使用展览标签的时候也沿用了乾隆的判断。这种固守传统的做法几年以后在宫廷藏品参加国外的展览时遭到了强烈质疑。直到那个时候,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与一些中西方学者之间的意见分歧才爆发了出来。
为台湾拥有的珍宝(正目中没有列出的那部分)编制的第二份目录被人们称为“简目”。1972年,那志良解释说,简目所列出的文物既不是赝品也不是劣质品,它们仅仅是第一次出版时没有被委员会挑出来的部分藏品。
1960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向博物院提供了一笔88.8万美元(合台币3200万元)的赠款。这笔款子和台湾当局为建院拨发的3000万元台币数额相当。1960年秋,“行政院”开始为修建这个永久性的博物院制定计划。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博物院于1965年正式命名。台北故宫博物院位于台北市北郊,它的建成使普通的老百姓自1932年以来第一次可以看到更多的皇家藏品了,当然这些藏品只限于迁台文物。
(本文来源:新浪读书摘自《鲜为人知的历史:中国皇家收藏传奇》;作者:[美]珍妮特·埃利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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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盘踞多年后,国民党当局才开始考虑找一个能和紫禁城的宫殿相媲美的地方来长期安置运到台湾的藏品。起初,存放宫廷珍宝的地址选在靠近台中的台湾中部高地地区,就在台中糖厂的两间库房里。到1949年4月,又新建了三个仓库。与此同时,工作人员又立即对文物进行了一次彻底的点查,并编制了一份“故宫运台文物清单”。打开箱子晾晒文物的做法很快也重新恢复了,这是文物当年存在中国西部的十年间养成的习惯,那时藏在山洞和庙里的文物每隔6个月就要打开晾晒一次。
1953年,工作人员在存储藏品的仓库附近挖出了一些山洞用来展出藏品。显而易见,这些文物急需一个条件好些的地方长期保存,因为山洞对这些文物来说太过潮湿了。1954年2月,亨利·卢斯来台湾访问并参观了这些皇家藏品。亨利·卢斯是美国《时代》和《生活》杂志的出版商,非常有钱,他同时也是蒋介石和国民党集团的热情支持者。在他的影响下,当时的美国新一届政府(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建立了一个亚洲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提供资金在台中郊区北沟建了一个小型博物馆。1957年,新建的小博物馆正式开放。
1955年11月,这个新建的小博物馆和中央博物馆、中央图书馆合并成一个统一的行政单位,就是现在人们熟知的台湾故宫博物院。在那以后不久,教育部决定刊印一份出版物,向公众介绍这部分皇家收藏中的精品绘画、瓷器、织锦和刺绣。一个主要由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组成的委员会成立了,他们亲自到北沟去为这份出版物挑选艺术品。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有:王世杰、罗家伦、蒋毂孙和叶公超。学识渊博的故宫工作者如庄严、那志良都担任了这次活动的顾问。
这个委员会编辑成的清单就是后来大家熟知的“正目”,根据这个正目1956年出版了三卷本的画册,即《故宫书画录》。这个出版物中对于书画的描述经常是直接取之于18世纪的乾隆编目。尽管乾隆编目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但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艺术史学家们——部分是台湾故宫博物院的职员,还有些是外国专家——已经对乾隆编目中许多藏品的年代和作者进行过修正,而1956年的刊物并没有把这些新成果反映出来。
台湾故宫博物院甚至在使用展览标签的时候也沿用了乾隆的判断。这种固守传统的做法几年以后在宫廷藏品参加国外的展览时遭到了强烈质疑。直到那个时候,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与一些中西方学者之间的意见分歧才爆发了出来。
为台湾拥有的珍宝(正目中没有列出的那部分)编制的第二份目录被人们称为“简目”。1972年,那志良解释说,简目所列出的文物既不是赝品也不是劣质品,它们仅仅是第一次出版时没有被委员会挑出来的部分藏品。
1960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向博物院提供了一笔88.8万美元(合台币3200万元)的赠款。这笔款子和台湾当局为建院拨发的3000万元台币数额相当。1960年秋,“行政院”开始为修建这个永久性的博物院制定计划。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博物院于1965年正式命名。台北故宫博物院位于台北市北郊,它的建成使普通的老百姓自1932年以来第一次可以看到更多的皇家藏品了,当然这些藏品只限于迁台文物。
(本文来源:新浪读书摘自《鲜为人知的历史:中国皇家收藏传奇》;作者:[美]珍妮特·埃利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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