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中国的大臣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跪拜帝王的？（3)

叔孙通一个该钉在耻辱柱上的名字


    读过一点古书的人想必不会忘了这样两句话：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这是两句咏史诗，虽然咏的是秦始皇之“焚书坑儒”，但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告诉人们，推翻秦朝的刘项——刘邦和项羽两个人原是都不读书的。

 
    项羽我们暂且不必管他，刘邦可是个拿着儒生的帽子当尿壶的主儿，夺取天下的过程中，他依靠的几个谋士也不是什么正宗的儒生——韩信是个市井无赖，萧何是个刀笔小吏，张良是黄石公的门徒，陈平有“盗嫂”之嫌，就像是“一不留神”就把个天下给弄到手了。


    “幸福和满足只在过程之中”这句后世从西方进口的“舶来品”，刘邦当时可能并不知道，但他称帝后却很*到失望：他手下的那班大臣如樊哙、夏侯婴等人差不多都是他当初混迹于黑社会的狐朋狗友，这些贩夫屠狗者流虽然当了大将军，有的甚至被封为王侯，却仍是暴发户一个，根本不懂得什么叫礼仪，什么叫规矩。他们在刘邦的皇宫里，就像过去在刘邦的家里一样，胡吃海喝，喝醉了就扯开嗓子吼上一段，有的甚至还拔出刀剑砍皇宫里的柱子助兴。

 
    这种局面，让刘邦感到厌恶。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叙当时的情景时写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就在这种时候，有一个人挺身而出，帮刘邦解除了烦恼。

 
    这个人名叫叔孙通。


    叔孙通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他本是秦朝的“候补”博士(“以文学征，待诏博士”)，陈胜、吴广起义后，消息传到咸阳，当时的皇帝秦二世就此事询问诸博士儒生，那些“呆头书生”们都认为陈胜、吴广是造反，应立即发兵*，只有叔孙通摸准了秦二世的“驼鸟”脾气，答曰：“陈、吴等人不过是‘鼠窃狗盗’罢了，不足挂齿。”二世听了很是受用，一面命御史把那些“呆头书生”全部定罪，一面“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并把他由“候补”转正为博士。

 
    后来，叔孙通又先后投靠项羽之叔项梁、义帝楚怀王等。公元前205年，叔孙通又投靠时任汉王的刘邦。第一次与刘邦见面时，叔孙通穿了一件儒服，见刘邦不喜欢，他马上换了一身楚式短打扮。当时，由于叔孙通在“知识界”小有名气，所以有一百多名儒生跟着他，令这些儒生感到气愤的是，当刘邦询问哪些人可以重用时，叔孙通推荐的净是那些“江洋大盗”(大猾)。有人就此事质问，叔孙通答道：“汉王现在正冒着矢石争天下，你们这些书生哪个能斩将夺旗？推荐你们，那会让你们白送命的！”但他保证不久的将来，一定让这帮“书生”也能捞个一官半职的干干。

 
    现在，机会来了。


    于是，叔孙通就去见刘邦，他对刘邦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他说他愿意帮刘邦定出一套规矩来。

 
    刘邦半信半疑地说：“好吧，不过可不能太复杂了！”


    叔孙通又解释说：“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他说他要博采众家——夏、商、周及秦之长，订出一套礼仪来。


    见他说得头头是道，刘邦也不能不叫他试试。


    叔孙通马上派人征集了一批鲁国的儒生——这其中又出了个小插曲，有两个鲁国的“呆头书生”不肯来为叔孙通捧场，而且还说了很难听的话，他俩说叔孙通“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汸我！”——强采的瓜儿不甜，叔孙通明白这个道理的。所以，他只好带着愿意给他帮忙的人西入长安，与他原来的上百名追随者们会合在一起，引绳为绵，立表为蕞，在长安城外“操练”了一月有余。


    然后，叔孙通去见刘邦，请他下令手下的文武百官也都“随班就读”——接受儒家礼仪的训练。
这些出身于下属社会的大臣们可不是好教的，也不知叔孙通用了什么法子，竟把他们一个个都给教得人模人样的。


    公元前200年，西汉王朝的长乐宫落成，叔孙通向刘邦建议，正式启用他修订后的“朝仪”，刘邦无可无不可地答应了。

 
    整个朝仪如下：


    文武官员由礼仪官引导，顺序进入殿内，分为左、右两班，跪于两厢。皇宫近卫军站在文、武百官之后，然后是今天影视作品中经常能够见到的“镜头”——一大串的官员一连声地高喊“皇帝驾到”，声音由远而近，刘邦也在众人的簇拥之下，坐着辇车缓缓而出。一见皇上驾到，文武百官立即各按官职的大小，背出一套听起来叫人肉麻的贺词，然后，酒宴开始。与以往“醉或妄呼，拔剑击柱”的情况迥然有别，那些文官们就不用说了，那些平日里桀骜不驯的大将军们也一个个都趴在地上，再仰颈抬眉往上看(读者不妨与晏子、商鞅见国君时的情景比较一下)，整个宴会进行过程中无人敢高声喧哗，乐得刘邦连声说：“我到了现在才知道当皇帝的威风！”


    上面这段绝非笔者杜撰，有司马迁的《史记》为证。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汉(王)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帜，传言‘趋’，殿下郎中夹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向；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向。大行设九宾，庐句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殿上者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于是高帝(即刘邦——引者)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金。”


    台湾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就此写道：“从此，皇帝不但跟人民，便是跟最尊贵的大臣，也都被这种儒家最得意的杰作‘朝仪’，隔开了一段距离。战国时代那种君臣间面面对坐，膝盖碰着膝盖长谈的时代，不再在中国出现，帝王政体遂走进一条永不能回头的死巷。西方专制君主和东方专制君主的不同，在此分野。”


    说“西方专制君主和东方专制君主的不同，在此分野”，未免有些绝对。汉代以后，一直到宋朝，有两种大臣见君主时是可以不下跪、不叩头的。这两种大臣是：年高德劭、或位加九锡者，如曹操、司马懿、高欢等人；再有一种是皇上的老师，即那些“侍读学士”。前一种人可谓“不世出”之人物，哪个王朝若是摊上，那也就离亡国不远了，后一种大臣虽然免除了下跪之劳，但一般也都是站着给皇上讲课的。据一位学者考证，“侍读”的“侍”用的就是其“站立”之意(此说当然不很准确，不过，却有新意)。


    但是，就像柏杨先生所说的“酱缸文化”，“酱”味越来越浓一样，宋代以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步入其中晚期，它仅存的那点“人性”也荡然无存了。


    从明朝开始，侍读学士都改为“跪读”学士了，他们给皇上讲课时都只能跪着，而连站着的资格也没有了。


    据史料记载，清代有名的大学者纪晓岚曾因在陪太子读书时未采用下跪的姿态而遭到了皇帝的训斥。纪晓岚尚且如此，别的人见皇帝的处境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人们，至少是当代人，承继文化传统时一般都是取近不取远的，而且往往是错误地把近处文化的沿袭，当成亘古不变的信条，所以，才有了以今证古的错误。

 
    最后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古人尤其是汉代以前所说的“拜”不等于“下跪叩头”。为便于读者辨别，我们不妨再说上几句。


    宋朝人王楙在《野客丛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古者拜礼，非特首至地，然后为拜也。凡头俯膝屈手动，皆谓之拜。按《周礼》辨九拜之仪，一稽首，二顿首，三空首，四振动，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肃拜。注：稽首拜，头至地也；顿首拜，头叩地也，空手拜；头至手也；振动，以两手相击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肃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何尝专以首至地为拜耶？”这段话说得深入浅出，有兴趣的人不妨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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