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代万历年间到清代乾隆年间,西方天主教士到中国传播天主教。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们,认识到如果对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不甚了解,就无法传教。为了传教,教士们找到大批的中国经籍,像中国的读书人一样刻苦研读。渐渐地,他们受到潜移默化,对其内容也发生兴趣,甚至被其中的道理所折服;觉得很有必要把它们介绍给欧洲。很多教士把中国经籍翻译成拉丁文,寄回欧洲。拉丁文是西欧文化之源,语法组织缜密,又是教会采用的文字,宗教、道德名词至为完备,翻译中国经籍不致于感到困难。所以教士们翻译中国经籍都用拉丁文。
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玛窦首先于明万历年间把《四书》译为拉丁文,寄回本国。法国教士金尼阁也把《五经》译为拉丁文,在杭州刊印;这是最早在我国刊印的中国经籍的西文译本。意大利教士殷铎泽和葡萄牙教士郭纳爵二人合译《大学》为《中国之智慧》。殷、郭二人又合译《论语》。殷铎泽译《中庸》为《中国之政治道德学》。比利时教士卫方济也曾译《四书》及《孝经》和《幼学》等,《大学》译名为《成年人之学》,《中庸》译名为《不变之中道》,等等。
有人对一些经籍进行节译,法国教士刘应曾译《礼记》中的“特牲、祭法、祭义、祭统”。
很多译著在当时就受到荐誉。1770年法国教士宋君荣的《书经》在巴黎出版。出版者德经是当时著名的汉学家。他对《书经》倍加赞扬,认为《书经》是中国经籍中最难翻译的,而宋氏用字准确,中国色彩浓厚。法国教士蒋友仁译《书经》也获得好评,蒋氏汉文水平很高,译笔忠实,审慎异常。法国教士孙璋是后期到中国的教士中最精通中国文化的学者,人极博学,精通满汉文,译有《诗经》,书后附有注解。
现在欧洲的很多图书馆还藏有当时中国经籍的译著。梵蒂冈图书馆藏有研究《易经》的稿本14种,书名分别是:《易考》、《易稿》、《易引原稿》、《易经一》、《易学外篇》、《总论布列类洛书等方图法》、《据古经考天象不均齐》、《天象不均齐考古经籍解》、《大易原义内篇》、《易钥》、《释先天未变》、《易经总说稿》、《易考》(书名重出)、《太极略说》。
法国巴黎图书馆藏有法国教士白晋所著的《易经大意》和讨论诗经的一本书。
教士们还撰写论文,或和欧洲的学者书信往来,研究讨论中国经籍。1681年比利时教士柏应理从中国回到欧洲,他对中国哲学有所研究,于1681年在巴黎发表论文,题目是:《中国哲学家孔子》。文中主要内容为《四书》的历史背景、内容介绍以及《大学》、《中庸》、《论语》的译文。译者在文中还论述佛道与儒家的区别,并涉及到《周易》。此外,比利时教士卫方济写有研究中国经籍的论文《中国哲学》。
1701年法国教士白晋在北京和欧洲的德国学者莱布尼兹书札往来,讨论中国哲学和中国礼俗;《易经》也是他们讨论的内容。
传教士们介绍中国思想文化到欧洲,本想向欧洲说明他们发现了一个最容易接受“福音”的园地,以便鼓励更多的教士前来中国传教,并劝导欧洲教徒们多为教会捐款。教士们始料不及的是:儒家经典中的思想,被欧洲哲学家们特别是法国思想家们做为反对宗教的思想武器。教士们笔下的中国康熙年间的安定局面,与同时期欧洲动荡局面形成鲜明对照,使很多欧洲学者以为中国人是有德性的民族,中国是理想的国家。
中国哲学思想对欧洲的思想文化界产生深刻影响,很多欧洲哲学家认为:中国宋儒理学以“理”为最高而永久的法则;“理”又附于物质,所以中国所尊崇的宗教是“自然宗教”,中国有如此古老的文明,如此安定的社会,如此崇高的道德,就是宋儒理学影响的结果,这是欧洲所谓“超自然宗教”所不能做到的。
很多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的形成,受到中国哲学的影响。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创始人康德曾指出: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完全受老子的影响。受中国哲学影响最大的,是德国哲学和法国哲学。
德国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莱布尼兹以中国哲学为“自然神教”,随之产生在17到18世纪德国的官方权威哲学:莱布尼茨一沃尔夫“形而上学”。莱布尼兹在2l岁时,已经受到中国哲学的影响,1687年--1690年期间,他在罗马和曾到中国传教的意大利教士闵明我接触,1697年在法国遇到曾到过中国传教的法国教士白晋,后又和远在北京的白晋通信研讨中国《易经》。受《易经》启发,莱布尼兹提出了他认为是和中国“先天八卦”相吻合的二进制,影响到后代计算技术的发展。
1697年,莱氏所著的《中国近事》出版,他在书中说:“欧洲文化的特长是数学的、思辨的科学,即使在军事方面,中国也不如欧洲,但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实不如中国人。他甚至认为“中国实有派遣教士来欧之必要”。使“中国传道者能以自然神学的应用与实行,传授于吾人”。德国传记作家路德维西在《评论莱布尼兹哲学全部发展史》一书的序言中曾说:“研究莱布尼兹与沃尔夫的世界观,必先研究柏拉图和中国哲学。”沃尔夫是莱氏哲学的继承和发展者,他把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系统化。沃尔夫研究中国哲学的名声很大,由于他的演讲和著作,使得欧洲学者普遍了解中国哲学。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康德,在大学期间学习莱布尼兹--沃尔夫哲学。自康德而后的费希特、谢林、黑格尔都深深受到莱氏辩证法的影响。因此,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间接受到中国哲学的影响。
中国哲学思想传入法国时,正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为资产阶级革命摇旗呐喊的思想启蒙运动,吸收、利用中国哲学中的无神论、唯物论和自然主义思想,把他们做为向封建君主制度进攻的武器。无神论、唯物论和自然主义成为法国思想革命的哲学基础。
法国大革命前夕,很多法国哲学思想家在耶稣会士的报告和书札中,探讨中国文化的实质,耶稣会士自然流露出的倾慕中国文化的感情,使读者们也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伏尔泰对中国文化无条件的赞扬。他大声疾呼:“欧洲人对中国应赞美,(欧洲人应)惭愧,尤其应模仿”。他在《风俗论》中说:“欧洲王室与商人仅知在东方寻求财富,而哲 学家却发现一个新的道德的与物质的世界。…人类智慧再也不能获得比中国政治更优良的政治组织。”又说:“中国为世界最公正最仁爱的民族。”伏尔泰十分推崇孔子.认为“孔子所说仅为极纯粹之道德,不谈奇迹,不涉玄虚。”这是对天主教“谈奇迹、涉玄虚”的贬斥。
霍尔巴赫主张政治的根本法则必须与道德相结合,而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唯一的典范就是中国。
孟德思鸠在所著的《论法的精神》中提出:“万物自然之理”、“有理才能有法”。他认为法和规律是万物的主宰,即使上帝也必须受客观规律支配而不能随意干预世界,君主也应受到法律限制而不应任意干涉资产阶级的活动。而宋儒理学则认为:世界的根源是“理”,也称做“天理”、“道”,“理”是万物所根据的法则,是物质世界的“所以然”,要“存天理、灭人欲”。对比之下,可以看出孟德斯鸠的上述提法完全受到宋儒理学的影响。当然,孟氏把宋儒的“理”改造为向法国封建君主专制进攻的武器,而宋儒理学在中国则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理论根据。
卢梭则承认中国是最高文明古国,但认为文明并不是幸福的标记,中国虽文明,而不免被异族侵凌,把中国作为“文明否定论”的实例。
中国哲学对法国革命也有过消极的作用:路易十五王朝末期,首相贝登为了阻止人民革命,曾经上疏主张“将中国思想灌输于法国人民”,因为中国哲学一向认为人民应绝对服从君主。当然,这种努力并不能挽救法国封建制度灭亡的命运,法国大革命终于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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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玛窦首先于明万历年间把《四书》译为拉丁文,寄回本国。法国教士金尼阁也把《五经》译为拉丁文,在杭州刊印;这是最早在我国刊印的中国经籍的西文译本。意大利教士殷铎泽和葡萄牙教士郭纳爵二人合译《大学》为《中国之智慧》。殷、郭二人又合译《论语》。殷铎泽译《中庸》为《中国之政治道德学》。比利时教士卫方济也曾译《四书》及《孝经》和《幼学》等,《大学》译名为《成年人之学》,《中庸》译名为《不变之中道》,等等。
有人对一些经籍进行节译,法国教士刘应曾译《礼记》中的“特牲、祭法、祭义、祭统”。
很多译著在当时就受到荐誉。1770年法国教士宋君荣的《书经》在巴黎出版。出版者德经是当时著名的汉学家。他对《书经》倍加赞扬,认为《书经》是中国经籍中最难翻译的,而宋氏用字准确,中国色彩浓厚。法国教士蒋友仁译《书经》也获得好评,蒋氏汉文水平很高,译笔忠实,审慎异常。法国教士孙璋是后期到中国的教士中最精通中国文化的学者,人极博学,精通满汉文,译有《诗经》,书后附有注解。
现在欧洲的很多图书馆还藏有当时中国经籍的译著。梵蒂冈图书馆藏有研究《易经》的稿本14种,书名分别是:《易考》、《易稿》、《易引原稿》、《易经一》、《易学外篇》、《总论布列类洛书等方图法》、《据古经考天象不均齐》、《天象不均齐考古经籍解》、《大易原义内篇》、《易钥》、《释先天未变》、《易经总说稿》、《易考》(书名重出)、《太极略说》。
法国巴黎图书馆藏有法国教士白晋所著的《易经大意》和讨论诗经的一本书。
教士们还撰写论文,或和欧洲的学者书信往来,研究讨论中国经籍。1681年比利时教士柏应理从中国回到欧洲,他对中国哲学有所研究,于1681年在巴黎发表论文,题目是:《中国哲学家孔子》。文中主要内容为《四书》的历史背景、内容介绍以及《大学》、《中庸》、《论语》的译文。译者在文中还论述佛道与儒家的区别,并涉及到《周易》。此外,比利时教士卫方济写有研究中国经籍的论文《中国哲学》。
1701年法国教士白晋在北京和欧洲的德国学者莱布尼兹书札往来,讨论中国哲学和中国礼俗;《易经》也是他们讨论的内容。
传教士们介绍中国思想文化到欧洲,本想向欧洲说明他们发现了一个最容易接受“福音”的园地,以便鼓励更多的教士前来中国传教,并劝导欧洲教徒们多为教会捐款。教士们始料不及的是:儒家经典中的思想,被欧洲哲学家们特别是法国思想家们做为反对宗教的思想武器。教士们笔下的中国康熙年间的安定局面,与同时期欧洲动荡局面形成鲜明对照,使很多欧洲学者以为中国人是有德性的民族,中国是理想的国家。
中国哲学思想对欧洲的思想文化界产生深刻影响,很多欧洲哲学家认为:中国宋儒理学以“理”为最高而永久的法则;“理”又附于物质,所以中国所尊崇的宗教是“自然宗教”,中国有如此古老的文明,如此安定的社会,如此崇高的道德,就是宋儒理学影响的结果,这是欧洲所谓“超自然宗教”所不能做到的。
很多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的形成,受到中国哲学的影响。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创始人康德曾指出: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完全受老子的影响。受中国哲学影响最大的,是德国哲学和法国哲学。
德国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莱布尼兹以中国哲学为“自然神教”,随之产生在17到18世纪德国的官方权威哲学:莱布尼茨一沃尔夫“形而上学”。莱布尼兹在2l岁时,已经受到中国哲学的影响,1687年--1690年期间,他在罗马和曾到中国传教的意大利教士闵明我接触,1697年在法国遇到曾到过中国传教的法国教士白晋,后又和远在北京的白晋通信研讨中国《易经》。受《易经》启发,莱布尼兹提出了他认为是和中国“先天八卦”相吻合的二进制,影响到后代计算技术的发展。
1697年,莱氏所著的《中国近事》出版,他在书中说:“欧洲文化的特长是数学的、思辨的科学,即使在军事方面,中国也不如欧洲,但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实不如中国人。他甚至认为“中国实有派遣教士来欧之必要”。使“中国传道者能以自然神学的应用与实行,传授于吾人”。德国传记作家路德维西在《评论莱布尼兹哲学全部发展史》一书的序言中曾说:“研究莱布尼兹与沃尔夫的世界观,必先研究柏拉图和中国哲学。”沃尔夫是莱氏哲学的继承和发展者,他把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系统化。沃尔夫研究中国哲学的名声很大,由于他的演讲和著作,使得欧洲学者普遍了解中国哲学。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康德,在大学期间学习莱布尼兹--沃尔夫哲学。自康德而后的费希特、谢林、黑格尔都深深受到莱氏辩证法的影响。因此,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间接受到中国哲学的影响。
中国哲学思想传入法国时,正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为资产阶级革命摇旗呐喊的思想启蒙运动,吸收、利用中国哲学中的无神论、唯物论和自然主义思想,把他们做为向封建君主制度进攻的武器。无神论、唯物论和自然主义成为法国思想革命的哲学基础。
法国大革命前夕,很多法国哲学思想家在耶稣会士的报告和书札中,探讨中国文化的实质,耶稣会士自然流露出的倾慕中国文化的感情,使读者们也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伏尔泰对中国文化无条件的赞扬。他大声疾呼:“欧洲人对中国应赞美,(欧洲人应)惭愧,尤其应模仿”。他在《风俗论》中说:“欧洲王室与商人仅知在东方寻求财富,而哲 学家却发现一个新的道德的与物质的世界。…人类智慧再也不能获得比中国政治更优良的政治组织。”又说:“中国为世界最公正最仁爱的民族。”伏尔泰十分推崇孔子.认为“孔子所说仅为极纯粹之道德,不谈奇迹,不涉玄虚。”这是对天主教“谈奇迹、涉玄虚”的贬斥。
霍尔巴赫主张政治的根本法则必须与道德相结合,而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唯一的典范就是中国。
孟德思鸠在所著的《论法的精神》中提出:“万物自然之理”、“有理才能有法”。他认为法和规律是万物的主宰,即使上帝也必须受客观规律支配而不能随意干预世界,君主也应受到法律限制而不应任意干涉资产阶级的活动。而宋儒理学则认为:世界的根源是“理”,也称做“天理”、“道”,“理”是万物所根据的法则,是物质世界的“所以然”,要“存天理、灭人欲”。对比之下,可以看出孟德斯鸠的上述提法完全受到宋儒理学的影响。当然,孟氏把宋儒的“理”改造为向法国封建君主专制进攻的武器,而宋儒理学在中国则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理论根据。
卢梭则承认中国是最高文明古国,但认为文明并不是幸福的标记,中国虽文明,而不免被异族侵凌,把中国作为“文明否定论”的实例。
中国哲学对法国革命也有过消极的作用:路易十五王朝末期,首相贝登为了阻止人民革命,曾经上疏主张“将中国思想灌输于法国人民”,因为中国哲学一向认为人民应绝对服从君主。当然,这种努力并不能挽救法国封建制度灭亡的命运,法国大革命终于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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