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印象中周树人改名鲁迅，从绍兴变卖了了古宅举家北上的。他在北京大学执教，讲授过哪些课程，我无法查考了。我只知道，1918年4月至五四运动前夕，他在北京用那字体刚健的小楷写下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一系列作品。这一系列代表这位大学大师人生中第一座高峰的作品同样震撼了那个时代。
那段时间，北京大学的学生中恰巧有个叫徐志摩的人。据梁实秋介绍：徐志摩在二十岁的时候与张幼仪女士结婚于浙江硖石，翌年入北京大学。在北大读了两年书，又于1918年到美国入克拉克大学社会学系。有趣的是，十年以后他居然重回北大做了教授——因为胡适任北大文学院长，劝寓居上海的志摩去北平换换空气。我举这个例子仅为了说明：那个时代北大的师生，人才济济，甚至无名学生中也会涌现未来的英才。
我与其关注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前后的那段历史，莫如说在关注那个时代的思想与文化,或者说在关注那个时代。那是一个文化精英辈出的时代。而北大的新式教育，把全国各地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吸引到北京这座城市。从20世纪初到世纪末，北京一直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构成对外省文人最大的诱惑。
我作为一位南方文人移居北京，我却要努力研究20世纪外省文人在北京的文化现象与社会现象。我知道，我是他们中的一员否则我不至于对这个课题情有独钟，我又是世纪末的迟到者。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按时间顺序来划分外省文人在北京的群落。
掀开中国现代史的第一页,我首先想到了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的那个时代，他们当之无愧为20世纪进入北京的第一代外省文人的代表。他们置身的是刚刚推翻了帝制、刚刚结束了数千年封建时期的新时代，他们进入的是一座没有皇帝的宗城，一座以“民主”和“科学”为文化旗帜、但又在背影里隐约拖着传统的辫子的古都。所以他们不得不以远道而来的斗士形象出现，在血气方刚的壮烈搏击又不乏浪漫的游侠作风。他们先声夺人地占领这个国家文明断层的上风和世纪更替的关卡，20世纪一代代外省文人涌进北京的滩头阵地——是他们最先构筑的。或者说，他们是第一代新青年，新型知识分子。
在他们之后，进入北京的外省文人,才有了周作人、郁达夫、沈从文、叶圣陶、何其芳、郭沫若、茅盾、艾青……当然，我大多以作家为例据,因为文学有时比其它艺术门类或文化形式更具代表性。另外我还偏颇地认为：20世纪上半叶最能体现地域特色的北京本土作家或称京味作家，只有老舍一人。他是20世纪为北京城特意树立的一座文学纪念碑。他无法模拟的文风恰似梁实秋对北京传统小吃豆汁的形容：“北平城里人没有不嗜豆汁者……外省人居住北平三二十年往往不能养成喝豆汁的习惯。能渴豆汁的人才算是真正的北平人。”
外省文人写北京，即使适应能力再强，也会让人听出一丝弦外之音,怎么写都隐隐约约有一种乡愁的味道，这是命中注定的东西，无法彻底摆脱。最典型的是周作人的《故乡的野菜》：“目前我的妻往西单市场买菜回来，我便想起浙东的事来。荠菜是浙东人春天常吃的野菜……”郁达夫《故都的秋》也是一例。北京在他们感觉中多多少少带有一丝秋意——莫非他们青春的根本尚遗留在外省?秋意与乡愁的滋味是最契合的。
今天晚上，我形单影只地坐守于景山东街老北京大学的一所旧宿舍，由北京大学展开联想，写下了这篇文章。我从外省来北京不是求学的，我说过自己无缘成为北京大学的门生,这并不排除我对它怀有初恋般的感情。说得更博大一点，北京本身就是一所大学，我的大学,一所高尔基式的社会大学。整座城市都是露天的校园，露天的课堂。我在这所大学里已经快二十年了，这篇文章权当我的毕业论文。一篇诗化的论文。我用它来强调自己的身份，以及我可能置身其中的那支横穿整个世纪的漫长的队伍。外省学生在北京，外省文人在北京,北京本身就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外省青年。
一代新青年们老了，又一代新青年来报到了。我应该算是最新的一个青年。北京的文人应该永远怀念“五四”精神。那精神是这座古城在20世纪的青春。
当代的北京大学座落于海淀的中关村附近，占地面积开阔，层楼叠幛，金漆彩绘，画栋雕梁，林木狭疏，更加上人潮如织，书声琅琅，与景山东街破落萧瑟的旧校址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我觉得，北大的灵魂全在于有未名湖,这是画龙点睛之笔，箐箐校园，莘莘学子，在水一方，便获得了生命本质的倚仗与烘托。水是生命之源，水边的物性人情一向显得滋润潇洒。逐草而聚，傍水而居，青灯黄卷的苦读生涯亦能洋溢游牧的情调。
我每去北大，必要围绕未名湖步行一遍，以眼神斟酌波光塔影，也算代表某种对时空的缅怀与瞻仰。这与20世纪的中国共同经历了风雨洗礼的高等学府或可戏称皇家学院，忠实记录着无数代新青年的梦想与光荣。
带有中国封建社会鲜明特征的科学制度是1905年废除的,知识与教育的一个旧时代从此结束了。据《北京史》记载：“清末民初时期，北京还设立了若干高等学校和中等专门学校其中有的是从北京大学分立出来的，像师范大学、工业专门学堂、医学专门学堂，以及京师法政大学堂由任学馆和进士馆改组、法律学堂、测绘学堂、艺徒学堂、俄文铁路学堂、巡警学堂、贵胄学堂朝廷为王公贵族子弟进行军事教育而设等等。”
该书是这样总结的，“北京过去是国内封建文化教育的中心，经过学校与科举之争，亦即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在文化教育上的斗争，到二十世纪初年，北京又迅速成为全国资产阶级高等教育的中心，同时也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这正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首先在北京发动的客观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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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北京大学的学生中恰巧有个叫徐志摩的人。据梁实秋介绍：徐志摩在二十岁的时候与张幼仪女士结婚于浙江硖石，翌年入北京大学。在北大读了两年书，又于1918年到美国入克拉克大学社会学系。有趣的是，十年以后他居然重回北大做了教授——因为胡适任北大文学院长，劝寓居上海的志摩去北平换换空气。我举这个例子仅为了说明：那个时代北大的师生，人才济济，甚至无名学生中也会涌现未来的英才。
我与其关注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前后的那段历史，莫如说在关注那个时代的思想与文化,或者说在关注那个时代。那是一个文化精英辈出的时代。而北大的新式教育，把全国各地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吸引到北京这座城市。从20世纪初到世纪末，北京一直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构成对外省文人最大的诱惑。
我作为一位南方文人移居北京，我却要努力研究20世纪外省文人在北京的文化现象与社会现象。我知道，我是他们中的一员否则我不至于对这个课题情有独钟，我又是世纪末的迟到者。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按时间顺序来划分外省文人在北京的群落。
掀开中国现代史的第一页,我首先想到了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的那个时代，他们当之无愧为20世纪进入北京的第一代外省文人的代表。他们置身的是刚刚推翻了帝制、刚刚结束了数千年封建时期的新时代，他们进入的是一座没有皇帝的宗城，一座以“民主”和“科学”为文化旗帜、但又在背影里隐约拖着传统的辫子的古都。所以他们不得不以远道而来的斗士形象出现，在血气方刚的壮烈搏击又不乏浪漫的游侠作风。他们先声夺人地占领这个国家文明断层的上风和世纪更替的关卡，20世纪一代代外省文人涌进北京的滩头阵地——是他们最先构筑的。或者说，他们是第一代新青年，新型知识分子。
在他们之后，进入北京的外省文人,才有了周作人、郁达夫、沈从文、叶圣陶、何其芳、郭沫若、茅盾、艾青……当然，我大多以作家为例据,因为文学有时比其它艺术门类或文化形式更具代表性。另外我还偏颇地认为：20世纪上半叶最能体现地域特色的北京本土作家或称京味作家，只有老舍一人。他是20世纪为北京城特意树立的一座文学纪念碑。他无法模拟的文风恰似梁实秋对北京传统小吃豆汁的形容：“北平城里人没有不嗜豆汁者……外省人居住北平三二十年往往不能养成喝豆汁的习惯。能渴豆汁的人才算是真正的北平人。”
外省文人写北京，即使适应能力再强，也会让人听出一丝弦外之音,怎么写都隐隐约约有一种乡愁的味道，这是命中注定的东西，无法彻底摆脱。最典型的是周作人的《故乡的野菜》：“目前我的妻往西单市场买菜回来，我便想起浙东的事来。荠菜是浙东人春天常吃的野菜……”郁达夫《故都的秋》也是一例。北京在他们感觉中多多少少带有一丝秋意——莫非他们青春的根本尚遗留在外省?秋意与乡愁的滋味是最契合的。
今天晚上，我形单影只地坐守于景山东街老北京大学的一所旧宿舍，由北京大学展开联想，写下了这篇文章。我从外省来北京不是求学的，我说过自己无缘成为北京大学的门生,这并不排除我对它怀有初恋般的感情。说得更博大一点，北京本身就是一所大学，我的大学,一所高尔基式的社会大学。整座城市都是露天的校园，露天的课堂。我在这所大学里已经快二十年了，这篇文章权当我的毕业论文。一篇诗化的论文。我用它来强调自己的身份，以及我可能置身其中的那支横穿整个世纪的漫长的队伍。外省学生在北京，外省文人在北京,北京本身就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外省青年。
一代新青年们老了，又一代新青年来报到了。我应该算是最新的一个青年。北京的文人应该永远怀念“五四”精神。那精神是这座古城在20世纪的青春。
当代的北京大学座落于海淀的中关村附近，占地面积开阔，层楼叠幛，金漆彩绘，画栋雕梁，林木狭疏，更加上人潮如织，书声琅琅，与景山东街破落萧瑟的旧校址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我觉得，北大的灵魂全在于有未名湖,这是画龙点睛之笔，箐箐校园，莘莘学子，在水一方，便获得了生命本质的倚仗与烘托。水是生命之源，水边的物性人情一向显得滋润潇洒。逐草而聚，傍水而居，青灯黄卷的苦读生涯亦能洋溢游牧的情调。
我每去北大，必要围绕未名湖步行一遍，以眼神斟酌波光塔影，也算代表某种对时空的缅怀与瞻仰。这与20世纪的中国共同经历了风雨洗礼的高等学府或可戏称皇家学院，忠实记录着无数代新青年的梦想与光荣。
带有中国封建社会鲜明特征的科学制度是1905年废除的,知识与教育的一个旧时代从此结束了。据《北京史》记载：“清末民初时期，北京还设立了若干高等学校和中等专门学校其中有的是从北京大学分立出来的，像师范大学、工业专门学堂、医学专门学堂，以及京师法政大学堂由任学馆和进士馆改组、法律学堂、测绘学堂、艺徒学堂、俄文铁路学堂、巡警学堂、贵胄学堂朝廷为王公贵族子弟进行军事教育而设等等。”
该书是这样总结的，“北京过去是国内封建文化教育的中心，经过学校与科举之争，亦即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在文化教育上的斗争，到二十世纪初年，北京又迅速成为全国资产阶级高等教育的中心，同时也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这正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首先在北京发动的客观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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