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以后，清政府于1898年维新运动时期设立又于1905年停废的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续办。1917年，一代教育家蔡元培任校长，标志着新教育体制在这古老的封建国度里的推行。这对中国现代史上大名鼎鼎的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以北京作为策略地，起着至关重要的铺垫。
我查阅有关史料，发现了一个被忽略的细节：1912年2月25日，蔡元培等五人曾作为孙中山派遣的专使，代表南方革命势力规劝当选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去首都南京就任。袁世凯表面上以隆重的礼节欢迎，内心却根本不愿被调离北京这个封建老巢，秘密策划了一次大规模的兵变,乱兵们四处放火洗劫，甚至把蔡元培等专使在煤渣胡同的住所也抢掠一空，专使们被迫到使馆区避难。这导致了参议院只得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并决议迁都北京……我不知道蔡元培那次来北京的心情，与他几年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心情，差距究竟有多大?
同样是在1917年，陈独秀、李大钊等被聘请到北京大学。在此之前，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率先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是否可以这么认为：新青年们开始移师北京?那时候的北京大学集结着一批最精锐的新青年。蔡元培功不可没。正因为他提出“兼容并包”的方针，北大才仿效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大批吸收了各种思想观念的师资力量，既有梁漱溟、辜鸿铭、林纾为主的宣扬国故旧派，又有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等主张变革的新派,同在一座校园之中，针锋相对，通过授课、演讲及辩论等方式进行着白热化的思想斗争，进而影响着青年学生、广大知识分子甚至整个中国思想界。
据史料记载：1918年统计北京大学教员总数达217人内含教授90人，学生总数1980人内含研究生148人，在当时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大学。所以它容纳着那个时代如此之多的文化精英。难怪有人说：在“五四”运动以前，北京大学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可见北京新青年们思想的先锋，已比1919年5月4日的游行队伍提前出发了——两者是一脉相承的。
当时的北京大学校园座落在景山东街马神庙，处于北京城区的中心地带，多少年以后才改迁到西北角的海淀区。七十年以后，我作为一位外省文人投奔北京，居然奇妙地在这片旧校址寻找到栖身之处——今已改作文化部办公院及宿舍区。分给我的单身宿舍居然就是原北京大学的所谓西斋据张中行老人说此乃牌号最老的男生宿舍，1904年所建，斗室只容一床一桌一书橱，转身都困难。一出门就踏上了横贯东西的五四大街不知这条街道的原名。
站在五四大街，能看见老北京大学的红楼今文物出版社院内。红楼本身就是一个沉甸甸的文物，证明着一段辉煌的历史，同时也是诸多文化名流的见证。想当年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等等，都曾经穿着灰布长衫、围着白围巾在红楼里出入呢?红楼这个名称，永远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我甚至相信，最著名的红楼至少有两个，一个是曹雪芹梦见的，另一个则从属于现实,即老北京大学的红楼，简直称得上世纪初的一座文化堡垒，它对历史的影响不比曹雪芹的那座空中楼阁逊色。
这里还曾经有一位伟大的过客。1918年9月，湖南书生毛润之送本省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北京。就住在北大附近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一间民房里由于留法预备班设在北大。他还在北大图书馆担任助理员，经常和李大钊、邓中夏探讨中国的出路问题。半年后他就告别了北京，把这段青春的经历留存于记忆：“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是十分穷苦的，可是另一方面这座古代都城的美，对于我可算是一种补偿。”见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这是他对北京最初的赞美。他恐怕也不曾预测到：再见北京已是1949年，不过这一次他站到了天安门的城楼上,也是这座美丽的古代都城最尊贵的位置。他主持了开国大典。北京从此成为新中国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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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查阅有关史料，发现了一个被忽略的细节：1912年2月25日，蔡元培等五人曾作为孙中山派遣的专使，代表南方革命势力规劝当选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去首都南京就任。袁世凯表面上以隆重的礼节欢迎，内心却根本不愿被调离北京这个封建老巢，秘密策划了一次大规模的兵变,乱兵们四处放火洗劫，甚至把蔡元培等专使在煤渣胡同的住所也抢掠一空，专使们被迫到使馆区避难。这导致了参议院只得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并决议迁都北京……我不知道蔡元培那次来北京的心情，与他几年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心情，差距究竟有多大?
同样是在1917年，陈独秀、李大钊等被聘请到北京大学。在此之前，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率先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是否可以这么认为：新青年们开始移师北京?那时候的北京大学集结着一批最精锐的新青年。蔡元培功不可没。正因为他提出“兼容并包”的方针，北大才仿效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大批吸收了各种思想观念的师资力量，既有梁漱溟、辜鸿铭、林纾为主的宣扬国故旧派，又有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等主张变革的新派,同在一座校园之中，针锋相对，通过授课、演讲及辩论等方式进行着白热化的思想斗争，进而影响着青年学生、广大知识分子甚至整个中国思想界。
据史料记载：1918年统计北京大学教员总数达217人内含教授90人，学生总数1980人内含研究生148人，在当时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大学。所以它容纳着那个时代如此之多的文化精英。难怪有人说：在“五四”运动以前，北京大学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可见北京新青年们思想的先锋，已比1919年5月4日的游行队伍提前出发了——两者是一脉相承的。
当时的北京大学校园座落在景山东街马神庙，处于北京城区的中心地带，多少年以后才改迁到西北角的海淀区。七十年以后，我作为一位外省文人投奔北京，居然奇妙地在这片旧校址寻找到栖身之处——今已改作文化部办公院及宿舍区。分给我的单身宿舍居然就是原北京大学的所谓西斋据张中行老人说此乃牌号最老的男生宿舍，1904年所建，斗室只容一床一桌一书橱，转身都困难。一出门就踏上了横贯东西的五四大街不知这条街道的原名。
站在五四大街，能看见老北京大学的红楼今文物出版社院内。红楼本身就是一个沉甸甸的文物，证明着一段辉煌的历史，同时也是诸多文化名流的见证。想当年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等等，都曾经穿着灰布长衫、围着白围巾在红楼里出入呢?红楼这个名称，永远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我甚至相信，最著名的红楼至少有两个，一个是曹雪芹梦见的，另一个则从属于现实,即老北京大学的红楼，简直称得上世纪初的一座文化堡垒，它对历史的影响不比曹雪芹的那座空中楼阁逊色。
这里还曾经有一位伟大的过客。1918年9月，湖南书生毛润之送本省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北京。就住在北大附近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一间民房里由于留法预备班设在北大。他还在北大图书馆担任助理员，经常和李大钊、邓中夏探讨中国的出路问题。半年后他就告别了北京，把这段青春的经历留存于记忆：“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是十分穷苦的，可是另一方面这座古代都城的美，对于我可算是一种补偿。”见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这是他对北京最初的赞美。他恐怕也不曾预测到：再见北京已是1949年，不过这一次他站到了天安门的城楼上,也是这座美丽的古代都城最尊贵的位置。他主持了开国大典。北京从此成为新中国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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