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鹰”播誉公卿间
在明清文学研究中,侯方域颇受重视。在这个研究领域,商丘人、江苏南通师院教授王树林著述颇丰,是公认的权威,用商丘本地研究者郭平的话说,“他说啥,没人跟他打别”。据王教授考证,侯方域11岁时随父亲进京,在北京一带生活近十年,“才名播誉于公卿间”。
崇祯元年(1628年),魏忠贤的“阉党”遭严厉打压,此前受到排挤的东林党人纷纷被起用。这年冬天,侯方域的父亲东山再起,入京做官,11岁的侯方域随父到了京师,经父亲安排,拜在当时著名文人、书法家倪元璐的门下,学习八股文。倪元璐对这个才华横溢的学生非常喜爱,传授文法,悉心指导,对侯方域后来的散文创作影响极大,使他受益终生。后来侯方域回忆道:“余少游倪文正公(倪元璐谥号为文正)之门,得闻制艺绪论。公教余为文,必先驰骋纵横,务尽其才,而后归于法。”这正是侯方域散文的风貌。
这个时期,侯恂官运亨通,由太仆寺少卿升为兵部侍郎,再升为户部尚书。不过,当时明朝内忧外患,弊端尽显,处在朝廷争斗的政治漩涡中,侯恂欲展抱负而不能,内心十分痛苦。他的经历和用世思想,深深影响着逐渐成熟的侯方域。贾开宗《侯朝宗本传》说他:“幼博学,随父司徒公官京师,习知朝中事。尝叹曰:‘天下且乱,所见卿大夫殊无足以佐中兴者,其殆不救乎?!’”忧世之情,使他萌生了豪迈的用世之志。
15岁时,侯方域回家乡应童子试(即考秀才),府、县皆为第一。但这位少年并无得意之情,在他看来,这只是实现宏图大志的第一步,他写下诗作《苍鹰》抒怀:
斜日催寒树,苍鹰独野征。飞扬愁岁暮,迟顿为毛轻。自具风霜气,终非燕雀情。去来须任意,湖海尚孤清。当时名士蒋鸣玉在侯家做塾师,看到侯方域的诗文,“大惊,以为天才艳发,有不可一世之慨”。于是向自己的所有朋友推荐侯方域的诗文。一时之间,文人名士纷纷为他的文采卓识倾倒。第二年,侯方域回到北京,其间以文会友,结识了复社张溥、吴伟业,几社名士陈子龙、夏允彝。
17岁时,侯方域代父草拟《屯田奏议》,详细地分析了明代官屯、军屯、兵屯、民屯、商屯、腹屯、边屯的历史、现状和对策,提出考课、信任措施。他广征博引,洋洋万余言,条畅练达,期于可行。但如高阳先生所言,此时明朝大局已成鼎沸之势,各种苛捐杂税令人难以承受,民间流传的“田字”诗唱道,“昔为富之基,今成累字头”,有田者宁愿流离他乡,乞讨为生,不愿回乡耕种。在这种情况下,屯垦根本无法实施。但一个17岁的少年写出这样的经世治国之策,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此后,侯方域的才名“播誉于公卿间”,人们将他与汉代张安世、唐代李德裕等相提并论。
崇祯九年,在激烈的朝廷斗争中,侯恂遭到排挤,被诬“糜饷”,落职获罪,遭受牢狱之灾达五年之久。
一年多后,侯方域赴南京参加科举考试,在那个时代,这是他实现自己志向、施展才华的必由之路。但不可思议的是,这位声名广播、才华出众的青年才俊,却意外地名落孙山。
秦淮河结识红颜知己
侯方域赴南京应试之时,侯恂虽在狱中,却也能为儿子做些指点:“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虽于我为后进,我常心重之,汝至当以为师。又有老友,方公孔,汝当持刺拜于床下。”
侯方域到达南京之时,那位成勇已因弹劾杨嗣昌而革职充军,他只见到了父亲的老友方孔。方孔的儿子方以智也是他的好朋友,因此,两人“晨夕过从”,分外亲热。
这时候复社张溥、夏允彝等人都在南京,又因科考临近,青年才俊云集南京,一时很是热闹。通过方以智,侯方域认识了陈贞慧、吴应箕及冒辟疆等人,他们都是东林党子弟,多与侯家是世交,彼此又意气相投,因此一见如故,来往密切。侯方域与陈贞慧、方以智及冒辟疆才名最著,加之均家世显赫,因此获誉“四公子”之名,后来被称为“明末四公子”。当代作家高阳先生认为,在历代“四公子”中,除战国“四公子”外,最为多彩多姿的,莫如这明末四公子。他们都是复社中人,出则忠义,入则孝悌,人品高洁;又皆爱宾客,广交游,文采风流,冠绝一时。
科举考试之后,在等候发榜的几个月,复社众人来往密切,其间他得闻“秦淮八艳”之名。
这“秦淮八艳”在中国历史上大大有名,她们是南京秦淮河边八位歌伎,个个美慧多才,诗词、绘画、歌舞样样精通,现在南京博物院还收藏有马湘兰、董小宛等的画作。不仅如此,这八个美女大多为人正直,有胆有识,对爱情和友谊十分忠贞,气节远胜一般文人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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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清文学研究中,侯方域颇受重视。在这个研究领域,商丘人、江苏南通师院教授王树林著述颇丰,是公认的权威,用商丘本地研究者郭平的话说,“他说啥,没人跟他打别”。据王教授考证,侯方域11岁时随父亲进京,在北京一带生活近十年,“才名播誉于公卿间”。
崇祯元年(1628年),魏忠贤的“阉党”遭严厉打压,此前受到排挤的东林党人纷纷被起用。这年冬天,侯方域的父亲东山再起,入京做官,11岁的侯方域随父到了京师,经父亲安排,拜在当时著名文人、书法家倪元璐的门下,学习八股文。倪元璐对这个才华横溢的学生非常喜爱,传授文法,悉心指导,对侯方域后来的散文创作影响极大,使他受益终生。后来侯方域回忆道:“余少游倪文正公(倪元璐谥号为文正)之门,得闻制艺绪论。公教余为文,必先驰骋纵横,务尽其才,而后归于法。”这正是侯方域散文的风貌。
这个时期,侯恂官运亨通,由太仆寺少卿升为兵部侍郎,再升为户部尚书。不过,当时明朝内忧外患,弊端尽显,处在朝廷争斗的政治漩涡中,侯恂欲展抱负而不能,内心十分痛苦。他的经历和用世思想,深深影响着逐渐成熟的侯方域。贾开宗《侯朝宗本传》说他:“幼博学,随父司徒公官京师,习知朝中事。尝叹曰:‘天下且乱,所见卿大夫殊无足以佐中兴者,其殆不救乎?!’”忧世之情,使他萌生了豪迈的用世之志。
15岁时,侯方域回家乡应童子试(即考秀才),府、县皆为第一。但这位少年并无得意之情,在他看来,这只是实现宏图大志的第一步,他写下诗作《苍鹰》抒怀:
斜日催寒树,苍鹰独野征。飞扬愁岁暮,迟顿为毛轻。自具风霜气,终非燕雀情。去来须任意,湖海尚孤清。当时名士蒋鸣玉在侯家做塾师,看到侯方域的诗文,“大惊,以为天才艳发,有不可一世之慨”。于是向自己的所有朋友推荐侯方域的诗文。一时之间,文人名士纷纷为他的文采卓识倾倒。第二年,侯方域回到北京,其间以文会友,结识了复社张溥、吴伟业,几社名士陈子龙、夏允彝。
17岁时,侯方域代父草拟《屯田奏议》,详细地分析了明代官屯、军屯、兵屯、民屯、商屯、腹屯、边屯的历史、现状和对策,提出考课、信任措施。他广征博引,洋洋万余言,条畅练达,期于可行。但如高阳先生所言,此时明朝大局已成鼎沸之势,各种苛捐杂税令人难以承受,民间流传的“田字”诗唱道,“昔为富之基,今成累字头”,有田者宁愿流离他乡,乞讨为生,不愿回乡耕种。在这种情况下,屯垦根本无法实施。但一个17岁的少年写出这样的经世治国之策,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此后,侯方域的才名“播誉于公卿间”,人们将他与汉代张安世、唐代李德裕等相提并论。
崇祯九年,在激烈的朝廷斗争中,侯恂遭到排挤,被诬“糜饷”,落职获罪,遭受牢狱之灾达五年之久。
一年多后,侯方域赴南京参加科举考试,在那个时代,这是他实现自己志向、施展才华的必由之路。但不可思议的是,这位声名广播、才华出众的青年才俊,却意外地名落孙山。
秦淮河结识红颜知己
侯方域赴南京应试之时,侯恂虽在狱中,却也能为儿子做些指点:“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虽于我为后进,我常心重之,汝至当以为师。又有老友,方公孔,汝当持刺拜于床下。”
侯方域到达南京之时,那位成勇已因弹劾杨嗣昌而革职充军,他只见到了父亲的老友方孔。方孔的儿子方以智也是他的好朋友,因此,两人“晨夕过从”,分外亲热。
这时候复社张溥、夏允彝等人都在南京,又因科考临近,青年才俊云集南京,一时很是热闹。通过方以智,侯方域认识了陈贞慧、吴应箕及冒辟疆等人,他们都是东林党子弟,多与侯家是世交,彼此又意气相投,因此一见如故,来往密切。侯方域与陈贞慧、方以智及冒辟疆才名最著,加之均家世显赫,因此获誉“四公子”之名,后来被称为“明末四公子”。当代作家高阳先生认为,在历代“四公子”中,除战国“四公子”外,最为多彩多姿的,莫如这明末四公子。他们都是复社中人,出则忠义,入则孝悌,人品高洁;又皆爱宾客,广交游,文采风流,冠绝一时。
科举考试之后,在等候发榜的几个月,复社众人来往密切,其间他得闻“秦淮八艳”之名。
这“秦淮八艳”在中国历史上大大有名,她们是南京秦淮河边八位歌伎,个个美慧多才,诗词、绘画、歌舞样样精通,现在南京博物院还收藏有马湘兰、董小宛等的画作。不仅如此,这八个美女大多为人正直,有胆有识,对爱情和友谊十分忠贞,气节远胜一般文人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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