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六十年，印象深刻的文学往事

1 遭遇犯罪:“伤痕文学”后的又一拐点 


　　阎纲(评论家)


　　冰河解冻，思想解放，文学突破“伤痕”禁区，上溯到“文革”前的社会犯罪，触及法制改革的敏感问题，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怎么办？


　　第一个敢碰这一看点而且以戴罪之身回眸监狱黑暗的是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在巴金主编的《收获》上发表时，招致司法干预，孙犁站出来说过话；《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再从巴金手里脱颖而出，读者受到震动，但聚讼纷纭，麻烦很多。 


　　反映前“文革”时期“左”祸祸国的作品还有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刘真的《黑旗》和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等，但被我视作“反思文学”代表作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更接近实情，更惨烈，更能显示新时期文学之新拐点，更具爆炸性。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的发表传递给我一个信号，即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文学在控诉“文革”极“左”路线下万家墨面的同时，已经将笔触探入“文革”前“左”祸的祸国殃民，使人不无理由地相信:“文革”祸起，事出有因！


　　我当时在《文艺报》供职，常常有报刊同行向我打听新作行情，我极力推荐《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几周过去，没有反应，后来问及，才坦言“动公仓”、“抢皇粮”，“讴歌抢劫犯”，“不利于安定团结”云云。其它报刊的反馈大致相同。只有我刊主编冯牧发表于《上海文学》题为《关于近年来文学的主流及其它》一文中旗帜鲜明地肯定它，《文艺报》上石泉的一篇千字文推荐了它。《新文学论丛》创刊，杨桂欣约稿，我问评什么，他说愿评谁评谁，问写多长，他说愿意多长就多长，我通宵完成《“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的长文，为张一弓伸张正义，为新时期的文学已经开掘到一个历史的新的深度而庆幸。


　　感谢朱寨，他的一呼(《中国新文艺大系·理论二集·导言》)，显示出评论家的勇气:


　　……特别是《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作者的题材已进入长期讳莫如深的禁区和令人却步的危险地带。在疑虑和冷落中，我们的文学评论工作者拍案而起，仗义执言，首先从法律与道义、组织服从与临时应变、动公仓与救民于悬命、英雄与罪犯等一切可以受攻击的矛盾之点上布阵迎战。论证严密，步步深入，以雄辩的逻辑论证了李铜钟不是“犯人”而是“英雄”。评论援引马克思关于普罗米修斯的评论运用于李铜钟，证明李铜钟是属于马克思称颂的“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赋予李铜钟这一崇高形象以马克思主义的盔甲。


　　评论在这里也提出了暴露与歌颂的问题，指出:“深刻的‘暴露’使作品的歌颂显得动人之极；真切的歌颂，使作品的暴露警钟沉沉。”


　　1981年全国第一届中篇小说评奖开始。初评小组一致推举，但《文艺报》被指责是“右派骨干掌权”，举棋不定。作者所在的河南省纷纷提出反对意见，加盖公章转送上来，主要意见是“暴露黑暗面”，还有作者本人是“三种人”的问题。但初评小组坚持授予头奖不动摇。《文艺报》派人实地调查，结果证明:一、作品暗指的“信阳事件”确有其事；二、作者“文革”中进入河南日报社领导班子是事实，但属人民内部矛盾，可以发表作品，至于能不能给奖，其说不一。事已至此，评委会不得不向主任巴金实情禀报并请示下，巴老不但同意得奖，而且力主列为一等奖中打头的一个(一等奖共设5名)。考虑再三，《人到中年》排在一等奖的首位，《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排列第四。


　　30多年过去，事实证明，《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并没有因得奖而妨碍国家的安定团结，作者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事实又证明，张一弓够“安定团结”的，他笔下留情，将责任仅仅追到乡一级；事实还证明，“信阳事件”的真相比张一弓笔下所写不知严重多少倍！历史最后作证，《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当初发表于“安定团结”无碍，后来获奖于“安定团结”无碍，殷鉴不远，于今则大有裨益。


　　是罪犯还是冤狱？是犯人还是英雄？是原告还是被告？是“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必答之问题(正像哈姆雷特的独白所言):是否应默默的忍受坎苛命运之无情打击，还是应与深如大海之无涯苦难奋然为敌？”


　　党的三中全会，肩起了黑暗的闸门，新时期的文学一泄千里，越过激流险滩。


　　2 我们这一代作家


　　张贤亮(小说家)


　　今年5月，影视城来了位特殊的客人，我的旧相识谭嘉。时光催人老，转眼已是过去二十多年，当年风华正茂的女“干将”，而今已然是一位亲切可人的老太太。席间，我们谈起往事。抚今追昔，甚是感慨。


　　那是1985年，我受邀去美国参加聂华苓他们组织的一个“国际写作计划”。当时美联社发布信息说，国内正在开展“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就是我。因为其时，我出版了备受争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这次访问的结束仪式上，面对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作家，我发表了一个声明。具体说了什么，现在印象有些模糊了，但我清楚地记得，我说了相信改革开放的话。当时有同行的冯骥才在场，谭嘉是我的翻译。


　　此后仅过了一年，经济学家温元凯邀请我到杭州参加一个关于改革开放的座谈会。我没有去成，就给他写了一封信。信里，我提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必经的一个阶段，呼吁“给资本主义‘平反’”。后来，这封信以《社会改革与文学繁荣——与温元凯书》的题目发表在《文艺报》上，结果我被当成了“自由化思潮”的代表。


　　为了帮助我和发表我文章的《文艺报》解围，中国作协负责人请老资格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胡绳出面讲了几句话，大意是说，张贤亮是个写小说的，谈社会改革的理论问题有错误、表达不准确，是可以理解的。不久，猛烈的批评戛然而止。我当时不知情，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结论就偃旗息鼓了。


　　记得在此期间的一次会议上，我被推为与会作家的代表出面会见媒体记者。劈头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问我怎么看当时开展的“批判”运动，它对作家有着怎样的影响。我回答说:相信作家经过了这个运动之后，政治上更成熟了，艺术上也更精益求精。时隔多年，这话现在听起来未免有顾左右而言他的意味。但说出了一个确凿的事实。经过这些年，我们的作家，政治上的确成熟了，尽管有的变得过于世故，另一方面，艺术质量提高了。


　　就拿我来说吧，我此后于1989年推出的《习惯死亡》，从艺术上说是有超越的。只是因为我的《绿化树》等小说影响太大，使得它的价值被长期掩盖。我想，要对这部小说有足够的认识，该等到四五十年以后吧。很幸运的是，尽管这么多年我始终处在风口浪尖上，但始终保持了探索的勇气和热情。之后，我开了现在的影视城，很多人以为我从此以后不写作了。这不，今年我又推出了《一亿六》，我不说这本书达到怎样的艺术高度，但它的市场影响是不可小看的。


　　现在看来，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文学曾在中国社会中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那是中国人和中国文学被压抑了20年之久的一次反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候中国文学甚至担当了一个思想解放的先锋队的作用，我很有幸地成为这个先锋队中的一员。将来谈到中国文学史，谈到80年代，我和我们的这一代作家是不可回避的，因为我们已经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打下了自己鲜明的印记。(本报记者傅小平根据采访记录整理)


　　3 一张报纸的激励


　　王宏甲(报告文学作家)


　　1990年暑假，我在福建家中接到一个电话，说9月7日《文学报》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要在上海联合举行《无极之路》研讨会，建议我先到上海参加研讨会，再回北京上学。我在6日到了上海。


　　到上海我被接到一个宾馆，只记得当时满屋子都是人，可我一个都不认识。但现在还记得《文学报》的总编辑坐在靠窗户的角落，因有人介绍这位就是《文学报》的总编郦国义，当时我头脑动了一下，心想总编辑这么年轻，而且怎么坐在一个角落？现在想:年轻，这大约就是《文学报》的形象……总与年轻作者有平易亲切的联系，总与年轻读者有亲切平易的沟通……几十年来，在上海这个年轻的城市，总以青春的形象给大江南北的读者传递着人生对文学的向往、爱好或痴情，传达着海内外作家对生活与社会深情或深刻，或风格迥异的种种表达。


　　那一年我37岁，才写了第一部报告文学，并没有想到出版后会发生什么。我至今也不清楚上海的这个研讨会是怎么组织起来的。虽然，《无极之路》已在北京召开了第一个研讨会，马烽、冯牧等前辈作家和评论家参加了研讨，中央电视台当晚播发了新闻，上海的这个研讨会仍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这个研讨会同我后来经历的多次研讨会都不同，不仅因为会上没有一个我原先认识的人，更因为发言者不只是发表自己的见解，还不断向我发出询问，真诚的询问。就像我是从某个前线或某个远方来的人，发言者就我书中写的情况问出许多大家关心的话题，这使得讨论因互动而很深入。


　　回北京，我看到了《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等媒体的报道，看到《文学报》的报道时吓一跳，我完全没想到，《文学报》在同一期发了4篇介绍我和《无极之路》的文章。


　　我一直留着这张报纸，感受到这里面有值得我久久体会和汲取的东西。我没见过在并非为某个作者发专版的一张报纸上，为一部报告文学发了4篇文章。头版有3篇。一是新闻，题为《〈无极之路〉引起强烈反响》。二是通讯:《报告文学〈无极之路〉出版记》。三是总编辑写的短评《王宏甲的“别无选择”》。第四篇在第二版，是对我的专访:《中国社会是一本很厚的书》。这张1990年9月13日的《文学报》为第494期，共4版。


　　多年来，我心中一直有这张《文学报》和这次研讨会。当时《文汇报》记者也写了一篇专访，文中最后的一段话是这样说我的:“他已发表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和影视剧本逾百万字。谈及今后的创作，他说:‘做梦都想写一部好小说，但是如果有条件还想再写一些报告文学，从而能对中国社会有更深层的了解。’”这段文字能帮助我回顾，当时我还是更想继续写小说的。可是后来我却基本放下小说，专心写报告文学。为什么？


　　我回想，《文学报》当年那四篇文章的规模发表对我是有影响的。此后《文艺报》也连续发表了马烽、冯牧、秦兆阳、文怀沙四位前辈评论《无极之路》的文章。那时我的前面已有很多在80年代卓有成就的报告文学家，我才写出第一部报告文学。《文学报》对我的慷慨支持，我想是对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作者的支持和期待。这么说并非自谦。我想表述的是:我体会到了一个青年作者确实需要的鼓励。《文学报》此后也一直给予我持续的支持。多年来，我一直能从中感受到一种温暖、一种激励，还有一种引领。因为这促使我一次次地想，我是应该好好地写出大众需要的作品的，否则我干吗要写？ 

关键字： 内容标签：六十年,深刻,往事,印象,文学六十年 深刻 往事 印象 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