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揭秘历史上的军统天津站：“余则成”潜伏的地方（3）

除了枪杀与用刀，毒杀也是除奸的方式之一。因此，往往有军统特工爱开玩笑问他，能不能找一种无臭无色无味，微量水溶就能杀人于无形的毒药。就是那种随便弄一点放汤里茶里什么的，能立即溶解不留渣滓，喝下去让人立马翘辫子。结果王子襄很认真地说有，还找出兔子来给大家做实验演示。王子襄性格中的淳朴率真，可见一斑。可是这样的纯真性格，并不符合情报站长的身份。

一天傍晚，天津站人员吴萍发现王子襄独自倒毙于家中。床头的小凳子上，还摆着几个小瓶子，旁边还有一个玻璃针筒。当他们把王子襄送医院急救时，已宣告不治。事后证实，那几个小瓶里以及针筒中的残余物，都有毒性。王子襄的死，究竟是他自行配制和试验毒药时，不慎出的差错？还是遭人陷害？这又是一桩湮灭在历史中的悬案。

1934年是天津站的灾年。先是老站长王天木入狱，半年不到，新站长王子襄又意外身亡。结果，天津站的站长，空缺了好久，军统也没有派出适当的人前来接任。平津的特情工作，由北平站站长陈恭澍指挥监督，其人事经费亦由北平站承转。除了天津站属下的情报组与两名直属员也拨归北平站暂行联系外，其余人员均由南京局本部直接领导。等到吴赓恕任职天津站长，已经是1935年到1936年的事情了。

天津站的日常工作由情报组组长吕一民和军情组组长郑恩普共同负责。而吕一民的侄子吕问友则是天津站直属通信员，驻在塘沽。另一位联络员是杨玉珊，是天津站所属情报组的联络员。后来她嫁给了郑恩普，成就了一桩特工姻缘。此时的陈恭澍往来于平津，负责整个华北区的日常情治事务。实际上，陈恭澍身兼着北平站与天津站站长的双重角色。正当陈恭澍意气风发，准备大干一场时，却又出了意外。他在老虎桥陆军监狱被关了半年。到1936年，陈恭澍才出狱复职，担任天津站站长。也就是说，陈恭澍既是吴赓恕的后任，也是他的前任。

1939年初，抗战正是艰难时期。军统紧急电令陈恭澍赴港。天津站的站务，交由天津站书记曾澈暂为代理。后因人事调动频繁，工作也日趋繁重，曾澈升格为天津区区长，直接领导沦陷区的“抗日杀奸团”。1939年9月27日，曾澈在天津市区河北大经路失事被捕。曾被捕后，惨遭日本宪兵非刑长达300多天，终于1930年9月9日在北平慷慨就义，时年仅仅27岁。

某些网络文章称“匪军统特务王文，因刺杀有功，被国民党政府提升为天津站站长，1939年又升为军统局华北区区长。”这样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王文是天津区行动组组长兼滦榆总部直属大队大队长，在平津、冀东等处开展敌后特工行动，让日本人和敌伪宪警都恨之入骨，一心想把他缉拿归案。1939年9月间，王文再次奉令冒险潜入北平工作，因身份暴露失事被日本人逮捕。他受尽种种酷刑，坚贞不屈，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不成人形。最终从容就义于北平，时年刚满30岁。

在陈恭澍被调走之后的8个月里，平津两地特情组织损失惨重，接二连三受到敌伪的破坏。包括从北平第一站调任天津站站长的陈资一；由副站长升任北平站站长的周世光；还有“抗日杀奸团”成员多达数十人。前任站长吴赓恕后来也在上海牺牲。

抗战胜利后的军统天津站

抗日战争时期是军统局的全盛时代。抗战结束时，军统已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庞大机构健全的特务组织。此时，军统仅内外勤特务(不包括武装特务部队)便有50000人左右，其中直接在军统局领薪的有25000多人，其余半数分散在各公开单位。

1946年3月17日，戴笠从北平乘机返回上海途中飞机发生故障，在南京附近坠机身死。戴笠死后不久，军统局核心单位和人员缩编为国防部保密局，由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担任局长(1948年前由郑介民代理局长，毛人凤以副局长身份主持工作)，继承了原军统局的衣钵。其他人员和一些公开单位合并到国防部第二厅和内政部警察总署，分别由原军统局帮办郑介民、唐纵担任厅长和署长。

《潜伏》一剧主要以余则成在天津站的活动为主线展开。抗战爆发国民党撤离华北时，曾在天津布置下了一些潜伏的特务组织，抗战胜利后，又冒出了许多自称是军统潜伏人员的特务，一时间搞得乱七八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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