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北大少为人知的四段停办经历(1)

 

北大照片

关于北大的历史，最有想象力的一个说法是把北大上溯汉代的太学传统，胡适和冯友兰都曾提出过这一观点，季羡林先生在这一问题虽然表示“吾从众”，可是还是认为从太学算起的说法“既合情，又合理”。北大历史难讲，难就难在一开始就讲不清。

不过，北大校方从来不担心自己在世界大学之林中年纪太小，不但不承认太学传统，就连有直接渊源的同文馆也都排除在外。之所以选定戊戌年“大学堂”的创立作为自己历史的开端，其中暗含了北大的自我定位:与其成为历代太学的正宗传人，不如扮演引进西学的开路先锋(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

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到今日的北京大学，整整110周年。这样一个时间，一个家族可以繁衍四代，一个学校，同样有自己的繁衍发展:如果按照时期划分的话，抗战之前处于沙滩红楼的老北大是个白胡子的老爷爷，属于第一代，资历深，威望高；抗战期间的南迁昆明的西南联大和抗战之后复员一直到1952年的北大同属于第二代，西南联大是不幸而夭折的天才，复员之后一直在红楼延续到1952年的北大则是小弟弟，或许是没有经历太多历史的“风雨”，小弟弟最终也没有见到多少历史的“彩虹”；1952年，北大从沙滩红楼西移到西郊燕园，从此北大告别了令人神往的马神庙，一直到了今天。这一段，按辈份排，算是第三代。

本文不打算对北大的历史作全景式的扫描，而是想在其110年的历史中，选取几个时间点来逐一探视。

创办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的产物。这座“紧挨着皇宫的大学”一开始并非一帆风顺，也没有像后来那样，一开始就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蔡元培出长北大之后，经历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关于北大的叙述，才有了更多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

京师大学堂创建之初，取代的是国子监。从这一点上来说，胡适和冯友兰的说法并非毫无理由。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大学堂这所新学校里面弥漫了许多旧时代的空气。里面的学生，多是官员或者举、贡、生、监等旧派人物，1903年的癸卯学制规定:大学堂毕业的学生可以授予进士头衔并奖励翰林院编修检讨。一时之间，大学堂成了失意官员、举贡生监寻求出身的好处所。据沈尹默记述，在他初入北大任教时，有一位老先生，每次上课都有一个听差跟随，挟一地图、捧一壶茶和一只水烟袋。上课之前，听差先把这些物件摆放在讲台，然后推出，下课后再受起随老先生回府。上起体育课来就更为滑稽，操场上时不时传来“大人，向左转”、“大人，向右转”的喊声，学堂如官场，教师却一点也不能嫌累。而当时和平门外韩家潭一带著名的花柳巷“八大胡同”，其最好的主顾就是“两院一堂”，“两院”者:当时北京政府国会的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则是指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之后的荣光，很难与现在的京师大学堂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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