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口号出台内幕（1）

文革中“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口号出台内幕 

本文摘自《风雨岁月》


　从1966年9月到1967年4月，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给我印象突出的是两件事：一件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件是学生们到全国各地“大串联”。过去说到路线，习惯的提法是正确路线、错误路线，革命路线、机会主义路线，很少听到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概念出现于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是指责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坚持党的领导、派遣工作组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主张。在那次全会上，刘少奇、邓小平同志都已作了检讨，工作组也早已撤回，为什么还要批判呢？有什么值得报刊接二连三发表批判文章呢？中央文革领导人陈伯达、江青、康生为什么不厌其烦到处讲这个问题呢？我逐渐明白了他们是要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但这两位领导人都是中央常委，没有听说、更没有见过中央有要打倒这两位领导人的决定，怎么可以无视党的原则任意向他们进行攻击呢？  



　　1966年12月25日，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这一天以蒯大富为首的几个造反派动员、组织了清华六千多名大学生，浩浩荡荡到天安门广场、北京火车站、王府井大街、菜市口、西单等地游行示威，第一次以一个群众组织名义喊出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12月26日，校园里贴满了对蒯大富“12•25”行动不同看法的大字报。有赞成的，“欢呼‘12•25’行动好得很！”有反对的，批判蒯大富无视中央，擅自点名打倒中央领导人。我当然是赞成后者的观点，虽然不能发表意见，但总可以看个究竟。12月27日，北京高校一部分造反派在聂元梓等人的蛊惑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批判刘邓大会”。蒯大富无疑是聂元梓的同党、大会的积极组织者。引人注意的是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参加了这个会议，这表明中央文革是支持点名批判刘邓的。

     时隔三天，12月30日下午，江青、姚文元窜到清华召开造反派座谈会，晚上江青在西大操场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从扩音喇叭中传出江青拖着长腔说，她是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的，并赞扬清华造反派“工作得很好！”我走到甲所旁边的小山包上，听到这有点颤抖并略带沙哑的声音，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停了下来，一直听完才走回九公寓。我思考着，终于弄明白了，江青这个时候来到清华，是来鼓劲的，是来支持蒯大富的，蒯大富的胆大妄为是与江青等人串通的。在江青离开清华一周之后，1967年1月6日，蒯大富施展阴谋，打电话到刘少奇同志家里，谎称刘在北师大女附中学习的女儿出了车祸，急需送医院抢救，把刘少奇、王光美从中南海骗到了医院。周恩来总理得知后，严厉批评了蒯大富并令其迅速放回刘少奇和王光美。但蒯大富违背总理指示，只是放回了刘少奇，而把王光美同志强行劫持到清华开了批斗会。在周总理再一次严厉批评下，蒯大富才被迫送回了王光美。一个年轻娃娃，从政治上说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胆敢如此狂妄，问题非同一般，因为他的背后有一个江青，这是明眼人都会看得出来的。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文章说：“资反路线”在干部问题上是“保护一小撮”、“打击一大片”。这里的“一小撮”指的是什么？是指领导干部吗？工作组在校时天天批斗我们这些人，何曾受到过“保护”？“一大片”又指的是什么？是造反派吗？工作组不就是批判了一个蒯大富吗？既然是批判“资反路线”，现在清华的造反派为什么又批判所谓“伪三临”呢？谁都知道，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临时筹备委员会、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清华大学学生会临时筹备委员会都是些青年学生，只因为他们是工作组在校时被推选成为这些组织的领导成员就应当受到批判吗？造反派们今天要这些组织的头头这个检查，明天要那个检查，他们算得上工作组保护的“一小撮”吗？到底“资反路线”的含义是些什么东西？我真的被弄糊涂了。不过这概念最终是用来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已是确定无疑的了。 



　　1966年8月18日到同年11月26日三个月多一点时间之内，毛主席连续八次检阅红卫兵，规模之宏大，次数之频繁令人惊叹。我逐渐领会到这是毛主席用来发动群众，推进“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工作方法。一个七亿人口大国的领袖同全国各地汇集到北京的成千上万、几十万、上百万红卫兵群众直接见面，用这种方法发动群众，确是个创举。各地的红卫兵汇集北京受到领袖的检阅，北京的红卫兵到各地传播领袖的号召，形成了“革命大串联”；这种“大串联”同“红卫兵”组织，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相结合，形成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特有形式，是过去各种运动所没有过的。


　　从清华广播台播报的消息中得知，北京的红卫兵在各省市和当地的红卫兵、军事院校的造反派结合起来冲击了那里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在北京他们竟敢冲击元帅们的住地。清华的红卫兵在上海、南京、郑州、南昌、西安、兰州、成都等地，都以“革命先行者”自居，带领那里的造反派冲击当地的领导机关。到1966年底，各地的党委、政府领导机构基本上都已瘫痪，偌大的中国已处于无政府状态。这大概就是1966年8月8日，林彪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讲话中所描绘的“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那样一幅图景吧！到了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粉碎后，我读到1966年7月8日毛主席致江青的信中主张“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话时，恍然大悟到，林彪正是唯恐不乱，并梦想在乱中夺权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9月5日发出通知：红卫兵进行串联乘坐火车、轮船、汽车免费，伙食、住宿补贴都由国家财政开支。几千万人在全国进行“大串联”，这虽是“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但毕竟国家财力物力有限；平日显得宽旷的清华园，在接待外地来京串联的人时，各方面已感到不堪重负。我给他们送过开水，知道单是天天烧水送水已感人力不足，何况全国几千万人大搅大闹，来回折腾，一切免费，怎么得了！中央终于发现这样下去不行了。1966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北京大中学生暂缓外出串联。同年11月16日、12月1日，又发出通知，北京和各地大中学生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进行串联。1967年2月、3月，中央又两次发出通知，停止串联。这样才使几千万人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大流动逐渐停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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