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总理秘书——纪东
三、要勤恳踏实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件事。一天中午,通信员送来一份外交电文的手抄件,我看了看,不是急事,便放到一边。不到10分钟,通信员又打来电话,说外交部又有一份挂“特急”的电报文件袋,是不是马上送来?我根据平时的情况判断,这个文件袋应是前一件的正式印件,不是新的特急件。况且是夏天的中午,我真想睡一会儿,再说总理还没起床,过一会儿再说吧。于是,我便对通信员说:先放在你那里吧,需要时我给你打电话。然后我安然地躺在床上。
事情就那么巧,越觉得没事越有事,越觉得坦然越麻烦。我正在朦胧之中,忽然听到总理在办公室按电铃叫我。我一下子惊醒起来,总理什么时候到办公室了?我急忙跑过去,推门而进。
总理问:“外交部的电报送来没有?”
我说:“就这份。”
总理说:“还有一份。”
我说:“通信员打电话来了,我马上叫他送来。”
回到办公室,让通信员送来电报一看,傻眼了:并不是我以为的前一份电报的正式印件,而是姬鹏飞外长在欧洲访问发来的急电,其中请示的问题急需国内答复。外交部等不到总理的答复,乔冠华副外长不得不直接给正在睡觉的总理打了电话。没办法,我硬着头皮进了总理的办公室。总理接过电报看了看,瞪了我一眼,生气地说:“你知不知道鹏飞同志在国外着急!本来你是很勤快的,不管我在哪里,有事都能及时报告。今天怎么了,是不是通信员压了?”
我赶忙解释说:“通信员告诉我了,和通信员没关系,完全是我的过错。”我把过程简单地向总理说了几句,并表示今后一定注意,不再犯类似的错误。
有人总结做秘书工作要做到脑勤、手勤、嘴勤、腿勤,这是有道理的。遇事要多请示多报告,避免一念之差,一字之误,做到总理说的“什么事情都得要搞实在”。
四、遇事要多联想
总理听我们报告情况,都非常仔细,经常会问许多有关问题,他不允许半点敷衍、应付,“大概”、“可能”之类的回答是绝对通不过的。如果对有些问题、情况不甚了解,他不责怪你,但一定要弄清楚。总理曾讲过:办任何事情,都要多问些情况,要想到有关的问题。这样,你们报告情况就主动了。他还说,你们凡事要多联想、多设问。
我记得有一年开春时,收到有关部门报告称,黄河下游山东境内冰情严重,由于气温升高,形成的冰坝会严重阻塞河道,崩毁堤岸,冰水四溢,淹没农田,直接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理立即让我打电话向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弄清楚以下问题:冰情严重程度,重要冰冻地段,冰坝有多高,覆盖面积有多大,爆破冰坝的措施有哪些。如果用飞机投弹轰炸,空军方面落实没有,成功的系数有多少,失败的后果会怎样,进一步的措施是什么……我整整记了一页纸。
还有一次地震发生后,总理让我问清震源、震级、震幅、受灾程度、救灾措施,就连大会堂有没有出现裂缝都交待要问。对于总理布置下来的和下面报给总理的各种问题,我们都认真了解:搞清还有哪些情况不甚明了,没弄清楚,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多种处理方案的利弊等等,包括一些关键的细节也查得一清二楚。即便如此,距离总理的高标准严要求,往往也还有不少的差距。
五、要具备综合概括能力
总理集内政外交于一身。每天文电往来之多,真是到了数不胜数的程度。许多文电都要总理亲自阅批。既要保证不误事,又要注意总理的身体,所以秘书们要对文电进行分类。急件、重要的文电急办;不急的,有的立专项备查,有的在研究此类问题时再拿出送阅。老同志告诉我,总理为培养、提高秘书的分析综合能力,还曾专门写了两句话:“要求综合,反对分散。”多年来,这已成为秘书能力培养的准则。
总理工作太忙,不可能每天亲自收集和阅览大量的信息资料,钱嘉东和我就承担了日常资料摘编工作。书面汇报的,总理提出要求拉出纲目;口头汇报的,总理也限定三言两语讲清一个问题,要不失准确。总理也有意识地培养我。每天两大本《参考资料》和个别篇幅较长的报告,他都要我看后给他讲摘要。“九一三”事件后,总理还把林彪的讲话文章给我,让我把林彪的错误观点概括出来。
不论工作,还是做人,总理都是我们最好的导师和指路人。我在老人家身边工作的过程使我受益终身,这个阶段奠定了我以后的人生旅程。(摘自《难忘的八年——周恩来秘书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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