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胡适先生邀请约翰·杜威来华始末(图)

 
胡适
 
    1919年4月27日，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夫人爱丽思和女儿露西乘坐熊野丸号驶离了日本熊本港，前往上海。

    事实上，到日本讲学时，杜威并没把中国列在他的远东之行计划之内，但在日本期间，杜威接到了北京大学胡适教授的邀请信。恰巧当时北京大学的蒋梦麟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等也在日本，他们登门拜访杜威夫妇，并以北大、新学会、尚志学会、中国公学的名义，向杜威发出正式邀请。

    杜威接受邀请后，4月28日《申报》就发布消息说:美国哲学家杜威博士自西京来电，定于30日到沪。并称“博士为世界思想领袖，教育先导”，所以“教育部、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苏省教育会和浙江省教育会均将派代表欢迎”。

    胡适也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实验主义》一文，系统地评介了实用主义哲学流派的形成、渊源以及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同时还对实在论、真理论和方法论等实用主义哲学的核心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说。

    关于实用主义的方法，胡适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和小心的求证”，成为流传至今的一句名言。

    上海，在杜威未到之时，公众——尤其是教育界已经对杜威其人其事耳熟能详了。

    杜威于4月30日下午抵达上海，“到码头欢迎者，有北京大学代表胡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陶行知、江苏省教育会代表蒋梦麟”等人，已经“由江苏省教育会招待寓沧州别墅”。3天后，胡适在给蔡元培的信中也提到:“博士夫妇于30日到上海，送入沧州别墅居住。这几天请他们略略看看上海。”

    当时，各家媒体还预告说，“五月二三两日星期五星期六午后3时(暂时)在省教育厅开演讲大会，已分送入场券”。不过，5月2日各报又发出“杜威博士演说改期”的更正，不过让仰慕者高兴的是，杜威博士的学生——北京大学胡适博士应江苏省教育会的邀请，于5月2日(星期五)晚上7时，“在西门外林荫路该会会所演说实验主义，以为星期六星期日杜威博士演说之导言”。

    5月3日和4日，在江苏教育会会场，杜威先后作了两场《平民主义的教育》演讲，有千余青年冒雨赶来，“座为之满，后来者咸环立两旁”。

    首场演讲会由陶行知负责组织，沈恩孚主持会议，蒋梦麟翻译，潘公展记录，由此杜威开始了中国的演讲之旅，并为各地教育界、思想界、文化界留下了许多真知灼见，对实用主义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也是后来流传很广的“五大演讲”，即:《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思想之派别》、《现代的三个哲学家》和《伦理讲演纪略》。

    《胡适之演说实验主义》的演讲收入了1926年8月国民书局出版的《当代名人演讲集》中。

    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孙中山先生与杜威博士竟然也有共同语言，这促使他们于5月12日，在沧州别墅，有了一次少为人知的会晤。

    当时，痛定思痛的孙中山很重视杜威前来中国的机缘，而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思想也已经形成，所以希望这位世界著名的思想家能对自己有所帮助，于是他坦诚地向杜威陈述了自己的想法。

    嗣后，孙中山在他所著《孙文学说》一书里讲到了和杜威会面一事。他说:“当此书第一版付梓之夕，适杜威博士至沪，予特以此质证之。博士曰:‘吾欧美之人，只知知之为难耳，未闻行之为难也。’”孙中山引此文之意主要是用杜威的话作佐证，来证明自己所倡导的“知难行易”说的正确性。通过“质证”，孙中山毫无疑问增加了自信心，强化其重视行动的信念。

    杜威当时听后，也受到了很大的触动。次日，在给女儿的信中，他讲述了当时的情景:前总统孙逸仙是位哲学家，这是昨晚我在与他共进晚餐时发现的。他写了一本著作，书中说，中国人的软弱是因为他们接受了以往一位哲学家的说法:“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也就是“知易行难”。所以他们不愿意行动，害怕在行动中犯错误而无所作为。而日本人的力量正在于，他们即便在无知时也去行动，通过自己的错误进行认知。这本书以此向人们证明，行动要比认知更为容易。从此信的描述可见，杜威博士对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也抱有浓厚的兴趣。

    杜威来前，五四运动的萌芽已经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科学”和“民主”成了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潮。杜威的到来，从上海出发，走遍北京和华北、华东、华中11省市，讲学15个月，先后在教育部礼堂、清华大学等地作了十六次社会与政治哲学讲演，十六次教育哲学讲演，十五次伦理学讲演，八次思维类型讲演，三次关于詹姆士、柏格森和罗素的讲演，系统地介绍了他的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和强烈的兴趣。

    由于杜威的学生胡适和陶行知的帮助，这些讲演发表在《晨报》《新潮》等报纸杂志上。后来这五大系列讲演还被汇编成书，由北京晨报社出版，并在杜威离华之前重版了十次，每版的印数都是一万册，在当时产生了轰动效应，使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广为传播。

    胡适对他的老师中国之行曾经有评价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他甚至还断言:“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的。”(文/章云华  摘《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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